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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槐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刑法思想深邃、富含哲理，是“严而不厉”、刑事一体化等思想的首倡者，对我国刑法学的研究方法、刑事学科的设置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的学术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历经20年的命运坎坷，在年近半百之时重拾学业，锲而不舍，做出重大的学术成就，被尊为“老一辈刑法学人中的佼佼者”。

　　□半月人物点击

　　文/图法制日报记者 杜萌

　　一团阳光，暖暖地卧在储槐植书房的写字桌上。窗外，新春的爆竹声此起彼伏。

　　坐在写字桌旁的储槐植白发红颜，精神矍铄。77岁的他，有着极高的学术成就，被称为“老一辈刑法学人中的佼佼者”，但言谈举止间却自然流露出一种世人少有的清雅平和。

　　生于人杰地灵的江苏武进，启蒙于新式小学堂，考入名声远扬的常州中学，高中毕业报考北京大学却进入北京政法学院，毕业时分配到北大教书，因反右运动牵连被逐出校门，下放到工厂“劳其筋骨”，20年后被请回北大执教……

　　命运坎坷，储槐植却报之以淡淡一笑。

　　1946年初夏，不满13周岁的储槐植考入“江苏省立常州中学”。该校创办于1907年，是江苏省内颇有名望的学校。在众多献身革命的先烈中，瞿秋白、张太雷、史砚芬等人都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报考大学填写志愿时，我填写的是北京大学政治系。当年只有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有政治系和法律系。”储槐植说，他高中毕业之际，正值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启动对教育体制的改革，由北大、清华、燕京等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社会学系合并而成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成立。大学发榜后，储槐植发现自己被北京政法学院录取，而“政法”两字在当时的储槐植心里全然是陌生的概念。

　　“进校学生不分系，有3个班，每班五十来个人，学生里有高中毕业的，也有调干生(指正式职工经组织上调派学习———编者注)。”储槐植因表现好，写字又快又漂亮，在校团总支当秘书，经常为会议做记录。

　　刚刚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没有教材，处于“旧的不用，新的很少”的困境。当时上课的情形是：教材是匆匆翻译过来的俄文教材，教师在讲台上念，学生在课桌上记。虽然有民法、刑法等六七门课程，“实际内容不是很多，一个学期的教材用半天就看完了”。

　　学院当年特别重视俄语，储槐植从小学一直学到高中的英语因被视为“帝国主义的语言”而大受冷落，为此，他在大学努力学习俄语，寒暑假不回家，每天用一两个小时专攻俄语单词∥余时间，他与同学阅读了大量的苏联小说，每周观看苏联电影，日子过得幸福而充实。

　　半个多世纪后，储槐植评价大学时期的自己———“记忆力好，思想单纯”。

　　21岁进北大25岁被逐出校门

　　命运以意想不到的情形回报了储槐植高中毕业时的憧憬：

　　1954年9月12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郑重宣布法律学系重新成立。

　　1955年夏天，北京政法学院一百五六十名首届毕业生中只有两人分配到北京大学，储槐植是其中之一。那年他未及21岁，就已成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刑法教研室的一名青年教师。

　　1956年，储槐植撰写了《新中国刑诉制度》一文，发表在当年《学习》杂志(《红旗》杂志前身)第5期上。那时，人文社会科学杂志很少，创刊于1949年9月的《学习》杂志备受社会各界瞩目，撰稿者多为名家，如艾思奇、郭沫若、何其芳、胡绳等人。储槐植能以青年教师身份在如此重要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被视为荣耀的事。

　　文章发表前，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在第三次校对稿件前，法律学系领导出于慎重考虑，将校对稿呈交给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张志让过目。

　　张志让自新中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即被任命为副院长，是新中国第一代大法官。1956年，在国家尚未颁布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决定由张志让负责进行“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调查研究，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方法，来指导各级法院定罪量刑的工作。

　　经张志让审阅批改过的《新中国刑诉制度》一文在《学习》杂志发表后，储槐植收到了从杂志社寄来的稿费单。

　　“稿费84元，当时不少钱呢，我花30元买了条哔叽裤。”储槐植笑言。这是难得的奢侈之举，在平时，储槐植除吃饭花销外，薪水支出几乎全部用来买书。

　　命运跌宕起伏。1957年5月，北大校园陷入暴风骤雨式的反右政治运动中。进入深秋时节，似乎平息一些的局势因“深究”、“深挖”再掀波澜。

　　此前，已有人歪曲演绎储槐植的观点，批判他攻击党，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后来，又有人将他与同事谈论过系主任人选可以选用非党员教授的话“深挖”出来。

　　有党员同事悄悄告诉储槐植，“可能会把你弄进去”，要他赶紧主动写份检讨书。

　　“我从来没一晚上写过5000字，那一晚反右检讨写出5000多字。”储槐植笑着回忆当年。

　　写检讨也没能挽回人生大势，北大法律学系“深挖”出3名右派。“念我年龄最小吧，没弄进去，但被划为‘中右’。”储槐植说。

　　“中右”不能呆在北大，要逐出校门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改造。1958年1月，储槐植背起行李卷，在冬日寒风里走出北大校门。那时，他刚刚度过25岁生日。

　　20年未沾法律专业的边

　　无牵无挂的储槐植，被下放到北京玻璃总厂温度计分厂高温车间。

　　玻璃融化炉内高温达到1600摄氏度，炉旁温度也在50摄氏度之上。“我干活儿的位置离融化炉最近，无论冬夏，上岗不到1小时全身湿透。”储槐植要手持粘棒从高温玻璃融炉里“粘”出一坨粘稠的玻璃融浆，配合师傅手持另一粘棒拽出符合标准的空心玻璃管。师傅边走边拽，同时还要通过中空粘棒吹气以便形成空心。整整22个月里，只要一上岗，就身处高温粉尘中。

　　被逐出北大的20年里，储槐植在工厂呆过，在北京化工学校、北京第158中教过英语、教过语文。这位“好好先生”走到哪里都与人为善，不以资历、学识、职位傲视旁人，不以悲苦自艾自怨。

　　1978年入秋，在158中当教师的储槐植已经知晓学校准备将他从年级组长职位上提升为副校长。这时，北京大学法律系辗转找到他，希望他能够考虑回北大执教。也是在此时，文革中停办的北京政法学院正处于恢复重建之际，校方也派人联系他，问他可否考虑回母校执教。

　　“北大让我出去的，我还是回北大吧！”储槐植斟酌再三，自主了命运之舵。他办妥所有手续，重新迈进北大校门，成为北大法律系一名讲师，时年45岁。

　　出国考察跑遍十几所监狱

　　储槐植回到北大，恰逢共青团中央组织人起草青少年保护法，他被选派参与该法起草工作，搞调研讨论，搜集资料，忙碌一年半才结束这个任务。

　　不久之后，北京大学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实行校际交流，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与北大法律系对接。为此，北大法律学系举行了一次英语测试，以确定出国人选。

　　“那天天气挺冷，我中午喝了点啤酒，睡过了。”测试定于当日下午1时开始，储槐植迟到15分钟，但得益于此前在中学教授英语十多年的根底，他顺利过关。

　　前往美国时，北大总共有十几位教师同行，法律系仅他一人。

　　“在美国整整呆了1年零1周。”储槐植在美国考察学习期间异常辛苦：进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进课堂听课、听美国学生论辩，旁听法庭审理案件……

　　一次，在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一位美国教授聊天时，储槐植得知，若想透彻了解美国法律制度中的刑法体系和诉讼结果，最好去美国监狱考察。储槐植坦率地说自己没钱出行，那位教授慨然相助，帮他申请到一笔专项考察基金。

　　在放暑假的一个多月里，储槐植马不停蹄地考察了美国北部、东部、南部、中西部等十几所监狱，包涵了关押轻刑犯、重刑犯、女犯、青少年犯、病犯等不同类型的监狱。他在3所监狱与犯人一起用餐，向他们了解情况，获得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美国法律体系特殊，有50个州，每个州自成一套法律体系，自有一套司法机构，自行运作法律制度，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能详尽了解每一州的情况。”储槐植认准了一点———“我写这本书是给中国人看的”，“要找出各州在法律体系上的共同性，据我个人的了解，用中国人习惯的表述方式进行介绍”。

　　1987年，储槐植撰写的《美国刑法》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第1版，其后再版又再版。21年后———2008年5月，这本书荣获“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这奖项意义重大。

　　跨越20年的两篇论文成为最爱

　　回想往事，储槐植说自己没有太多的伤心记忆，反而因人生艰苦，考验了吃苦耐劳的承受力，这对后来做学问大有益处。

　　从1984年起，年过半百的他开始在讲课和做学问上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52岁那年他定下具体目标：每年在国内三四种法学核心学术杂志上至少发表一篇论文，“从1985年至2003年，我基本做到了”。期间，他从讲师被提为副教授、教授。

　　2003年5月，年届70岁的储槐植办理了退休手续。两年后，他被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聘任为特聘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二年10月，他被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聘任为顾问。

　　“做学问要能吃苦，甘于吃苦，要有好心态，甘于坐冷板凳不为人知，能把别人认为不愉快的事坚持下去。”储槐植告诉记者，依他的思维习惯，看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会想很长时间，甚至梦里也要思考。1989年，他在北大法学院主办的《中外法学》创刊第1期上发表了《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一文，全文8000字，“文字写出前，文章在我脑子里转悠了不少于两年”。

　　2009年，储槐植在《中外法学》第6期发表了《刑法契约化》论文，全文6000字，文章观点和架构在他脑海里徘徊了整整1年多。

　　《建立刑事一体化思想》与《刑法契约化》被储槐植称为“两化”，跨越20年的两篇论文是储槐植的最爱，“我就看好这‘两化’”。

　　北大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有着这样的感慨，“在储槐植教授性情上的随和中，我分明看到他思想上的执著。如果没有这种执著，历经20年的命运坎坷，很难在50岁以后重拾学业，锲而不舍地坚持到底，并做出重大的学术成就”。

　　对此，储槐植说了一句淡而有味的话：“哪有一辈子都顺利的，都顺利不是好事。”

　　“在他面前把名利看得太重，你会觉得有些羞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平曾是储槐植的学生，在他看来，“储老师的内心世界里没有争夺名利与淡泊名利这样的痛苦与挣扎，名利在他的内心世界没有什么地位，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

　　用储槐植自己的话说，“我做人有一条原则：不与别人比，要与自己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