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2月22日消息（记者冯雅）吴晓波新年出版了新作《吴敬琏传》。这位因写作《大败局》、《激荡30年》、《跌荡100年》而闻名的财经作家，为什么写起了传记，而且选择的是吴敬琏？在与中央台记者的对话中，吴晓波说他认为吴敬琏是改革开放30年中贡献最大的经济学家，通过写吴敬琏，他表达了对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期望。

　　冯雅：我确实也注意到有少数网友评价您的《吴敬琏传》的时候，说您把他（吴敬琏）写得太完美了，有些拔高了，您自己怎么看？

　　吴晓波：我觉得我应该没有拔高他（吴敬琏）。可能有一些网友或者读者，觉得写得太满了，甚至吴敬琏先生本人也对这个书稿改过三轮，他也曾有几次跟我说“能不能不要这样评价，这样评价太满了”等等。但是，首先我在想，这本书26万字，我写了吴敬琏所参与过的12次重大论战，就事实本身，吴敬琏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我认为我应该没有所谓“拔高”的嫌疑，基本上是就事实谈事实。

　　对吴敬琏本人，对他在中国知识界和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的描述，例如我认为他是“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学家里贡献最大的，他达到了所在行业中所可能达到的一个纪实的高度”，我的这些评价是不是有点拔高，我想社会是有公平的，可能吴敬琏本人也未必这样认为，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我心目中，他是实现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在中国那么多经济学家里面，他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我认为是最大的；另一方面，他的独立性的人格是表现的最为彻底。

　　冯雅：我觉得不论是《激荡30年》还是《吴敬琏传》，关于改革经济问题种种激变的章节内容，确实读起来都让我们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但是当下我们的经济发展中，同样也有许多矛盾和决策的纠结，为什么我们却感受到“少了一些公正客观的唇枪舌战和刀光剑影”，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吴晓波：（对于）你讲的这个情况，其实也是当前很多人的感觉。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关于意识形态的（如关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是有反复的），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包括吴敬琏、厉以宁、董辅仁等，在经济学界有一些非常勇敢的知识分子、经济学家，起到了捍卫市场经济，倡导市场经济的角色和责任。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越来越复杂，我们也看到很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市场化变革的一整套的一揽子方案，但是进入2003年、2004年以后，这样的声音似乎在减弱。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缺少这样反对的声音，而是缺少一些建设性的声音。现在很多人可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或者没有很深入去想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当前中国的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其实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知道要反对什么，要提倡什么”，吴敬琏说，我们要提倡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其实在经济学界理论界，很多人都是认同这样一个观点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到底应该怎么建设，它进入到一个具体的环节（如社会保障制度的环节、如关于国有资产管理的环节等）里面，法制市场经济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一点）其实到现在都没有提出来。

　　我觉得吴敬琏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就提出了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个法制环境下的市场经济。从十年前提出这样一个想法，到十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还是仅仅停留在呼唤法制的市场经济，这其实是中生代经济学家，甚至更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们应该承担起来的责任。

　　冯雅：我看过您2009年3月份《新周刊》主编风新成和您的对话录，叫作“我与他们格格不入，又心心相印”，在这个对话录里，您似乎对当下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某一种遗憾，通过对吴敬琏这种比较高的评价，是不是也表达出您对当代知识分子寄予了某一种期望呢？

　　吴晓波：对。其实我觉得在过去30年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进步都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有短板的话，其实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滞后，这是最大的一个遗憾。在过去30年里，农民的进步、工人的进步，企业家的进步，甚至很多官员的进步，都是大于我们知识分子的。30年来，知识分子仍然是依附于某些体制或者是被利益所驱动，要让自己先完成温饱，没有整体去思考国家的命运，他们的独立性、批判性的人格是不够的，所以这也是造成当前中国经济、甚至中国社会出现了某一些停滞的重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