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王伟宾

　　2010年1月31日，中央的“一号文件”中出现了这么一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提纲挈领的文字不过21个，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字眼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这其中的分量显然非同一般。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跟第一代出来打工的父辈们相比，他们文化水平稍微高一些，见识相对多一些，对城市的向往也更强烈一些，但在喜欢的城市里，霓虹闪烁的背后，他们微薄的薪水，却抵挡不了住房、医疗、养老和孩子教育的重重压力。

　　■商报记者 焦素芳

　　故事

　　上海，别人的城市

　　人物：焦恩来年龄：30岁

　　打工地：上海职业：执业药师

　　“最头疼的就是孩子上学。如果以后政策放宽了，孩子能在这里上高中，考大学，不管多难，我也会一直在这里打工。”

　　迎客饺子送客面。

　　大年初四，豫北汤阴县城近郊的孔村。焦恩来在和母亲一起包饺子。“明天我们回上海，妈是想让我再吃顿她亲手包的饺子。”

　　焦恩来在上海打工，医学中专毕业。2000年前在县中医院上班。2006年，他和妻子到上海在一家私人药店做执业药师。

　　“其实就是卖药的。”焦恩来说。老板开着50多家药店，一个月开给他3500元，还可以住在店里。“这省了我租房和水电气的费用。在上海，就是最偏僻位置10来平方米的小房子租金都要500多元。”

　　在他眼里，上海是个好地方。但焦恩来和妻子很节省，因为出来的目的就是挣钱。周末一家人去公园逛逛，别的开销是不敢有的。“这里消费高，再怎么压缩一个月花销也得2000多元。妻子的工资跟我差不多，每月我俩基本上可以结余5000多块钱。”

　　去年他把5岁的儿子接到了上海，今年儿子就该上小学了。这是他最头疼的事。“上海的政策是，学生上学先招本地生，然后是在本地有房子的，最后不够再招外地工的。”在上海买房子，那是焦恩来想也不敢想的事。没有本地户口，没有房子，儿子今年能不能上学还是模棱两可的事。

　　老板答应给找人帮忙。“估计得花3000多元。老板说了，找人会分到好点、近点的学校。”这个钱他是舍得花的，他担心的是以后。“上海规定外地的小孩上到初中，就不能再上了，因为这里不能参加高考，要回本地。”

　　他记得上小学时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在上海念书的外地女孩陈菲儿要回老家参加高考。那时候他只模糊地记住了外地生和借读两个词。十几年过去了，他没想到，这些词还没消失。他不知道，十几年后，在儿子身上，与陈菲儿相同的故事还会不会上演。

　　在焦恩来看来，也许是因为自己有一技之长，上海的打工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苦。如果以后政策放宽，儿子能在这里考大学，即使租房子，他也会在这里干下去。“如果不能，几年后就只有在老家的县城买房子了。”

　　郑州，给女儿安个家

　　人物：周伟杰年龄：26岁

　　打工地：郑州职业：理发师

　　“打工十年了，最渴望的就是买一套自己的房子，在这个城市扎下根。”

　　大年初五，还是同样的小村庄。天黑透的时候，周伟杰和妻子出来“送穷”。

　　家里人把几天的垃圾送到街上，然后点燃爆竹，名曰“送五穷”。噼里啪啦的喜庆里，家里干净了，贫穷也给嘣跑了。

　　热闹中周伟杰看着嬉笑追逐的妻子和女儿安琪，没有作声，心里却在想：今年，我也一定得把穷气嘣跑。

　　周伟杰今年26岁，在郑州打工的时间却已经有10年了。“开始是在理发店给人当学徒。”20岁时，在美容美发学校进修毕业的周伟杰终于成了一名理发师。辗转了几家理发店，虚心又勤快的他有了越来越多的回头客。现在他在人民路附近的一家美发厅上班。工资按提成发放，“做得多就拿得多，平均一个月也有3000多元吧。”

　　妻子莎莎在一家大型商场卖服装。朝九晚八的工作时间，一个月1500元的工资，还不算太累。他们住的地方是离单位不远的都市村庄，一室一厅的房子，两家共用。“一个月开支1000多元，剩下的就都存了起来。”

　　打工十年，周伟杰攒了将近十万元钱。他打算今年在郑州买套房子，把女儿接过来。乖巧懂事的女儿从出生后就一直和姥姥姥爷待在老家。每次给爸妈打电话，她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爸爸，你什么时候接我去郑州？”跟村里的小伙伴们玩，小女孩总是很自豪：“我妈妈过几天就接我去郑州上学了。”

　　说起这些，周伟杰很心酸。他决定无论如何也得在郑州买房。年前他和妻子在大大小小的楼盘一转，心就凉了。“太贵了。按现在的收入，即使不吃不喝，20年也还不完。”他找人打听了经济适用房，被告知必须有本地户口，“没有我们的份儿”。

　　周伟杰很矛盾。可是他必须在今年在这个城市给女儿一个家。他和妻子商量，真没办法了就买小产权房。“没房产证也不耽误住吧。有了房子，在这个城市才算扎了根。”

　　背景数字

　　两个人的理想和现实，是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写照。

　　资料显示，在中国目前1.5亿的流动农民工中， 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人数是9000万，占了将近六成。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正以每年800万到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十年，或许要不了10年，这个群体总人数将突破2亿。

　　观点

　　打破户口壁垒

　　让新生代农民工

　　变身新生代市民

　　宋向清（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

　　新生代农民工无论从知识、技能还是文化素养，都和第一代的农民工不可同日而语。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的他们，不善农事，或者从没有接触过农事，他们渴望城市生活，很多也已完全适应城市生活。

　　要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身份转换，最关键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放开户籍管理。一个农民工，他在城市工作了很多年，为什么还不能拥有这个城市的合法公民的证明？

　　除了户口，还应该改变经济适用房制度。规定一个年限，如果一个农民工在这个城市工作满了这个年限，就应该允许他们购买经济适用房。安居是确保他们最终转变为“新生代市民”的基础。

　　改革户籍及其配套制度

　　形成城乡人口双向流动

　　史璞（河南财经学院管理咨询研究所所长）

　　“改革户籍制度及配套制度，形成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保证有足够的高素质城市人口和民营资本投资经营现代农业。农村人想去城市可以去城市，城市人想回去当农民也要允许。”

　　要使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转为新生代市民，关键还是要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使进城的农民工能够在城市生存，能够就业、有房住、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能养老。因此，加快城市化发展和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秉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追求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