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消息 (湖北日报) 记者 张真真

　　农民工的“幸福”生活

　　这个春节，应城21岁的农民工张顺过得非常舒服，甚至幸福得有点“为难”。

　　从正月初四开始，他去年的东家——江苏一家制衣公司就给他打电话，催促他节后赶紧去上班，依旧从事挡车工，并承诺月薪从去年的1300元涨到1500元。

　　而同时，他在武汉开制衣公司的叔叔，也三番五次登门，要他去自己的公司上班，不管活多活少，一个月工资也答应开到1500元。

　　两方的盛情邀请让张顺有些始料未及。“我都不知道去哪边了，这和去年金融危机时‘呼来唤去’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张顺顿感自己活得很有尊严。

　　去年春节，张顺提前从打工的东莞回家过年。“当时真的很迷茫”，张顺说，那时好多工厂关门，让员工回乡等通知，自己费尽周折花了两个月才找到新工作。

　　今年，农民工不慌了。但是，东莞、深圳、温州、苏州等传统用工聚集地，都发出了“缺工”信号，“缺工状况不亚于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我省驻东莞劳务管理办事处负责人朱智秀说。“民工荒”还波及到了山东、安徽以及我省等广大地区，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劳动力争夺与保卫战正式打响。

　　“民工荒”折射产业布局之变

　　在外打工4年的黄冈人王树发，已经换了3家企业，“反正是打工，哪家待遇好就选哪家，现在可以打工的地方很多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以广东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承接国际制造业等产业转移，浙江等地民营经济进一步勃兴，长三角、珠三角迅速成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聚集地，这些区域也成为广大农民工的必然选择。

　　网易博主“龙行天下”谈到，自从国家对于全国区域经济重点规划以来，西部东北等地的用工需求也在增长，而且工资福利很有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农民工。

　　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冯桂林认为，中部地区正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在金融危机过程中，这种承接的速度并未放缓，吸引了不少劳动力的“回流”，就近就业。产业布局多元化的背景下，农民工的就业区域选择更广阔了，也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某个区域农民工的数量。

　　冯桂林表示，去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回暖，订单逐渐恢复，各地用工需求恢复性增加，缺工也就不足为奇了。

　　是否成为标志性“拐点”

　　谈及如今的“民工荒”，武汉市新洲区道观河农民工卢海华有些激动。

　　今年35岁的他在广东打工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说辞退就辞退了，我们的保障在哪里？”

　　采访中，不少农民工谈到，薪酬、事业发展、培训、文化生活等因素，都是他们找工作考虑的因素。如今，农民工正在用脚投票，表达自己的选择权。

　　半个世纪前，美国的经济学家刘易斯创立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提出工业化的初始条件是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在工业化过程中，企业不断吸收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那时工资水平取决于农民的收入水平。当工业化将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工资水平就取决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如果不提高工资福利，不改善劳动条件，就雇请不到所需的劳动力。这就是著名的“刘易斯拐点”。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表示，这说明今年的“民工荒”，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经阶段，但也为我国拉响了“刘易斯拐点”的预警信号，值得关注。

　　冯桂林认为，这同时表明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力成本将成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单纯靠压缩人力成本换取利润已然行不通了。

　　农民工也因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把广大农民工当做重要劳动力资源，改变企业发展模式，升级产业结构，实行更加人性化的用工制度，正成为一个新课题摆在各级政府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