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银玉芝

　　七天春节长假已经结束，生产生活秩序已开始恢复正常。然而，新华社记者采访调查发现，有一些政府机关“超时放假”：只安排少量工作人员轮流值班，大部分人员仍在“过节”。就此，新华社专门发表了“坚决刹住政府机关超时放假之风”的评论。据报道，超时放假的政府机关不在少数，延至昨日才上班的比较普遍，还有不少竟然将延至3月1日、过完元宵节才正式上班。

　　其实政府机关类似超时放假，并不是春节才有。此前，广东等省市也以调休的方式，表示将五一假期延长至7天。毫无疑问，这遭到了相关部门的严厉申饬。国务院办公厅明确表示，不得擅自调休、自行安排。不同的是，没有一个政府机关会用如上方式明确表示春节也要延长假期，但暗地里超时放假的却不在少数。因为春节放假和其他假期调休有本质上的不同，这并非一个公众休假权利的问题，而是权力自利的问题。

　　对此情形及其负面影响，中央政府当然心知肚明，公众感受更为深刻。正如新华社评论所说，政府机关超时放假，是对公众利益的漠视，并影响政府形象，有违国家法纪。这些道理，超时放假的政府机关并非不知道。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各地、各单位严格执行《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一个“有法可依”的放假安排，为何一些政府机关会擅自延长假期？而与此对应，普通公众少有敢于不请假，就违反所在企业、单位放假安排的。

　　和操作复杂的一些政策比较起来，全国放假安排为多少天，是极其简单明了的，不存在语法歧义，不存在操作困难，道理上说，也没有阳奉阴违的空间。但是超时放假的政府机关却不少，并且这些年来其实一直存在。新华社评论的严厉抨击，肯定会起到一定效果。但无法改变的是，一些政府机关的春节放假已经超时。唯一可以补救的是，对超时放假的政府机关及相关责任人进行严厉问责。但是，如果严厉问责被认真执行的话，超时放假又怎么可能出现？

　　节假日安排和诸多政策，在一些地方执行过程中阳奉阴违，甚至偷梁换柱，其本质是这些地方政府或部门的权力，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偌大一个国家，单靠中央政府的权威，当然是很难约束住地方和部门的权力边界的。同时，还需意识到，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每个地方有自己的差异，也有自己的偏好和兴趣。一些政府机关超时放假当然不足以说明这一点，但通过这一问题却向我们再次提示，政策制定的差异性需求。

　　而这进一步表明，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和管理，应着重于宏观方面。同时，对待地方差异性需求，当然也不是地方官员说了算，否则超时放假必然是任何官员都乐见的。说到底，一地的政策制定过程也好，政策施行的监管也好，都必须保证公众的深度参与，以民众的需求为旨归，特别是保证其对决策的影响力，以及对权力的监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