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榜理由：作品《红跑道》获巴塞罗那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片奖、萨格勒布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大奖、美国银泉电影节纪录片评委会特别奖等14个国际奖项。他编导的《房东蒋先生》、《刚开始的旅程》等也获得多个国际奖项。本人曾获戛纳电视节“国际纪录片开拓者”称号

　　问答干超

　　问：过去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答：完成一部纪录片。

　　问：未来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下一部片子。

　　问：最享受的事情是什么？

　　答：观众喜欢我们的纪录片。

　　问：工作以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答：看书，玩。

　　问：最希望得到什么支持？

　　答：年长者的理解，年轻人的合作。

　　这是干超的镜头，没有旁白，有许多留白。背景是满满的红色，两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咬牙悬在单杠上，一个紧闭眼睛快要哭出来了，另一个则表露出超越年龄的坚强。除了她们的表情在细微变化，画面上其余的一切都静止着。终于，一个人先松手，掉下单杠，也掉出了画面。另一个在继续坚持几十秒之后，也松手掉下。单杠抖动了几下，画面完全凝固。白色的单杠在红色的背景前是一条白线，抖动时和静止时都像在说话。

　　这个3分钟的长镜头，出现在讲述一群少体校孩子生活的纪录片《红跑道》中。《红跑道》获得了14个国际奖项，在用各种语言书写的评语中，这个镜头被反复提及，有人说它说了许许多多话。

　　上海纪实频道导演干超，年轻得出人意料，却已因为《红跑道》、《房东蒋先生》、《刚开始的旅程》等讲述小人物的纪录片，成了诸多国际大奖的得主。他说每回开始拍摄时，动机往往非常单纯，也没有太多设计，最后片子却呈现出了很复杂的内容——“这样的过程让我兴奋，也让我困惑”。

　　2000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干超在上海电视台总编室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戏剧系攻读硕士学位。在那里学的戏剧结构和社会学理论，后来成为他观察生活的透镜，渗透进他的纪录片里。2002年底，干超来到纪实频道做编导。拍完讲述上海一个“老克勒”故事的《房东蒋先生》，以及孩子探究父母离异原因的《刚开始的旅程》，他找到了感觉。借着纪录片的“局外旁观”，干超释读着一个个小人物，也透过这些人释读着社会和生活。

　　同样“局外旁观”小人物的《红跑道》始于偶然。一次干超去上海一所区少年体校打羽毛球，无意中推开了一扇门，门后满眼的红色和做着各种动作的孩子们，一下子触动了他：这些最大十来岁最小五六岁的孩子，在一个严密甚至残酷的体系中成长，目标是墙上的各种标语。金牌是使命，跑道没有终点，“制造完美”的过程是令成年人都感到窒息的高压，孩子卷入其中又会怎样？

　　干超挑选的主角邓彤，是个动作做不好挨骂最多的女孩，是在那个长镜头里先撑不住松手落下的女孩。邓彤和父母住在租来的8平方米小屋里，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放一张床就转不开身。一个周末的雨夜，邓彤说自己以后要做冠军，然后用奖金给爸妈买房子。在爸妈心里，这样吃苦或许是女儿唯一能成才、改变命运的出路。只是，金牌和房子对于这一家三口，其实是难以企及的梦。

　　跑道上、单杠上日复一日的苦练，并不能给天赋不高的女孩带来未来，满脸泪水一身伤痛的光景里，现实充满失败。干超在这段的结尾用了一个空镜头：窗外黑暗中雨声噼噼啪啪，屋内只有灯泡的微光。此时，那点灯光却让人感觉到一个女孩朴素的温暖。“除了童真，她身上还有失败者的坚韧和个体的尊严，”干超说，“这样的坚韧和尊严支撑了一个群体的成功。”

　　没有人能在残酷中永远站立不倒，干超说自己其实挺像邓彤的。在看过她无数次失败之后，干超决定打破纪录片拍摄者的守则，给她一个鼓励。在文化课美术评选时，他提前和老师打招呼，让邓彤当了回第一，奖品是一块暂时可以挂在脖子上的金牌。女孩戴着金牌站在凳子上，在宿舍里一个人对着镜子看了很久，嘴角有一丝得意和神圣。

　　《红跑道》没有一句旁白，因为干超觉得很多想说的话其实并不能说清楚。“有时成年人会给孩子一个梦想，在‘规则’中给孩子关怀。但是规则是什么，反对规则又会是什么结果？大家都走在一条‘没有尽头，也没有退路’的跑道上。眼前的孩子，还有我们自己关于童年的记忆，能教会我们很多东西。”

　　以一部《红跑道》拿了许多个奖的干超，说自己时常困惑：“纪录片让人议论的、感动的是片中人物的故事，但得奖的却是编导，这感觉很怪。”干超和大多数被拍摄者保持着联系，“他们是不是成了纪录片编导的跑道……”他说，因为不愿意陷进这样的思考，所以要用不断拍摄新人来覆盖记忆。不过，在他博客首页最中间的地方，干超写了几行诗：“我很想对这些东西/昨天的记忆，说再见/却害怕它们醒来/对我说再见。”

　　本报记者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