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2月2日刊发跨境生子之法律篇———《跨境生子潮：一场未落幕的戏》之后，引起读者热烈反响。2010年香港诞生的第一名婴儿又是由“内地孕妇”产下的。内地孕妇跨境到香港生子，牵涉到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问题。虽然跨境生子潮持续了近十年时间，却因为“富人或名人超生队”等内地孕妇赴港现象频频发生，始终被大众广泛关注。本期本版继续刊发跨境生子之域外篇和社会篇，探讨法律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

　　胡晓辉

　　曾一度因出生率极低、人口结构失衡而被广受困扰的香港，近年出生率连年上升，但是本地人口的出生率并未有所起色，出生率上升真正的原因是“庄丰源案”后，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数目激增了35倍。面对止不住的内地孕妇潮和“港生儿”，香港一些市民的不满及焦虑情绪也有所滋长。

　　滋生社会问题众多

　　一方面是短期问题，表现为对本地资源的占用。非本地孕妇对香港产科服务的需求急剧增加，为公立医院产科服务带来巨大压力，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如何保证本地妇女的产科服务那些千方百计来港生子，然后为“港生儿”申请综援后，在内地坐等吃综援度日的投机分子如何才能被杜绝全民医疗社会下的香港，医疗开支大部分由公共福利支付，分娩费用基本只收成本费，那么由香港纳税人补贴这些非本地居民，对纳税人失之公平，又该如何平衡

　　另一方面是长期问题，即对社会结构和人口政策的冲击。父母都是内地人的“港生儿”大多在内地抚养长大，那么在内地期间的教育、医疗问题如何解决若孩子长大后返港，这些计划外的人口会不会对人口、房屋、就业、教育和社会福利政策带来不可预估的重大冲击随之出现的大批住在深圳、来港上学的跨境儿童，现在已有近万名，每天往返时间超过5小时＄境儿童不仅在小小年纪就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始终有过境感，不易融入香港社会。有的跨境儿童，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由亲友、同乡等照看或干脆寄养，会不会造成心理问题该如何对此类儿童多加关怀“港生”们的父母若申请来港团聚并取得本地身份，这些并无特别技能、亦无法融入香港社会的中老年人会不会加剧失业问题和人口老龄化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而这些问题还只是内地孕妇潮带来千头万绪的社会冲击中的冰山一角，上至立法会议员的辩论，下至茶餐厅阿叔们吹水，都被翻来覆去细细地讨论。

　　香港人一贯以拼搏奋发精神著称，父辈们经营数代方才有今日的光景，强烈的公民意识更使他们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异常敏感

　　自由行与“香港精神”

　　背靠祖国、习惯了社会环境时时刻刻都在剧变的香港人早已认清了与内地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甚至是依赖的现实和趋势，除了经贸往来，其中必定要牵涉到社会及文化层面。内地孕妇潮，也只是两地日渐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怪现象之一。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庄丰源案”是内地孕妇潮的起始点，而自从2003年中国大陆公民出入香港快速而便捷后，带来的不仅是腰揣人民币的观光客，内地孕妇也开始以每年30%至40%的速度快速增长，2005年甚至到达57%的高峰。

　　笔者曾在一个非正式的公开场合听到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的回忆：2003年他受董建华的委托主理内地对香港自由行的开放与执行，这一历史性的政策对香港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他承认当时的心情极为忐忑，对于是否能处理好全无把握，在自由行开通前后费尽心机，在警署、海关、卫生检验检疫、旅游局、贸发局、入境事务处等部门着力下功夫。事实上，开放以来香港社会秩序和治安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自由行所带来的收益则已经超过了1000亿，成为香港旅游业的支柱。“所以”，他总结说，“事在人为，即使是‘上帝之手’，也需要马拉多纳跳起来才行。”

　　在香港人引以为豪的“香港精神”中，务实的态度是一个重要方面。“庄丰源案”至今已有近十年，而由内地孕妇潮引发的社会反弹情绪的高峰，即2006年，距今也超过了三年，虽然很多人对此不尽释怀，但香港人并没有停留在怨天尤人上，而是积极寻找解决途径。曾有人在香港本地报刊上撰文指出，应当认清内地孕妇潮的由来有其结构性成因，是香港日益倚赖中国大陆的结果，历史并不可以假设；而积极面对问题，可以集中力量，省却纠缠于画地为牢的困境的时间。

　　在“庄丰源案”后，港府一方面认真执行终审法院的判决，另一方面专门成立人口政策调研小组积极商讨对策，一路敲敲打打、缝缝补补：提高非本地孕妇的分娩收费、公立医院特定时期内不接受非本地孕妇的分娩申请、在边境限制“大肚婆”过关来港、必须先缴纳按金和产前检查才可入院分娩、优先为来港照顾子女的父母发放双程探亲证等，几经辗转，终显现出成效。

　　自2007年规定非本地孕妇于公立医院产子须先经预约及缴纳费用后，2009年前三个季度的数据显示，与2006年同期相比，内地孕妇经急诊室在公立医院分娩的个案减少了92％，最得港人憎恨的“走数”现象亦极少出现，超过七成的内地孕妇选择了私立医院，与本地孕妇抢占公共资源的矛盾得到了极大缓解；此举亦使得在公立医院优质的设施和服务、低廉的收费竞争下而生存艰难的私立医院，得到了大量的客源而起死回生，有人打趣为“生子产业”。即便如此，香港面对的难题离根治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据香港统计处的数据表明，2009年1月至8月，本港共有约52200名婴儿出生，内地孕妇所产则占到近44%，已成为香港新增人口中的主流。

　　就如同对自由行带来的商机和冲击之间的妥善平衡和取舍，香港虽然一度被“庄丰源案”及内地孕妇潮杀了个措手不及，但迅速调整姿态和战略后，在坚守法治精神高地的同时使这一一度激化的矛盾得到缓和，强化了香港兼容并蓄、信奉法治的形象。而今迈步从头越，面对内地孕妇及“港生儿”们带来的长远影响和挑战，“一国两制”特殊土壤下的“香港精神”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香港大学普通法硕士)

　　“锚婴儿”与“公民游客”

　　跨境生子之域外篇

　　徐璇

　　2010年在香港出生的第一个婴儿由“内地孕妇”产下，他从此是香港人。自由行闸门开了七年，大陆居民给香港社会带来了数百亿的经济收入，也带来了数万名“内地港生儿”。

　　不论是富人超生队也好，孤注一掷的内地孕妇也罢，千里迢迢地跨境生子，都是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给孩子一本护照和回乡证。然而你猜中了开头，未必能猜得中结尾。深港口岸清晨六点起床的跨境学童不一定比他们在大陆的同龄人更快乐，若干年后亦未必比他们更幸福。

　　特区政府决定遵循“庄丰源案”的先例，以“法治社会的精神”认定内地孕妇赴港生子是合法行为。香港医管局主席胡定旭在最近的一次媒体采访中表态：“其实来香港生孩子很容易。”他详细地介绍了赴港生子的流程和手续，以规范这个新兴的市场。这表明特区政府已经采取了较为开放的姿态来处理“内地孕妇”的问题。内地孕妇赴港生子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或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且更是一个经济问题。

　　两年前香港关于内地孕妇的政策收紧时，“富人生产队”转战美国或者各显神通拿上商务签证去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同样实行出生地原则的国家分娩。这些国家和香港一样，都有着成熟的“内地孕妇月子中心”等一条龙服务。对于有能力考虑性价比的孕妇来说，在“2万美元生一个美国人”与“10万港币生一个香港人”之间，价格显然不是最优先的考虑。商业化的运作与市场的逐渐成熟对内地孕妇跨境生子的欲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身份仿佛是明码标价的商品，从而导致跨境生子之风越刮越猛。

　　事实上，出生公民权在所有奉行出生地主义的国家一直是个争议性极强的热点议题。在传统的国境愈来愈容易跨越的今天，如何在尊重人权、平等和法治的基础上对出生地主义实行与时俱进的改革，也颇让这些国家的决策者们头痛。上世纪末美国已开始反省出生公民权带来的“锚婴儿”(anchorbaby)现象，提出严格控制非法移民及游客来美生子，取消这些“锚婴儿”自动获得的公民权，因此也取消了若干年后借子女来取得美国身份的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可能性。共和党议员曾数次联名提出此项议案(最近的一次是2009年)，均未获通过。目前美国每年还有约40万“锚婴儿”出生。爱尔兰曾是欧洲唯一一个给予出生公民权的国家。“公民游客”群体的日益增长促使爱尔兰于2005年修改了国籍法。

　　地球已成为一个扁平的村庄，国籍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微观到每一个公民亦是如此。自由行人潮涌动，成千上万的内地孕妇冒着将羊水撒在口岸的生命危险，前赴后继地来到特区香港，给孩子一个香港人的身份，也是自由行之后内港融合的必经阶段。国籍和永久居留权更多的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利益。这是国家与个人都应该思索的问题。

　　(作者系香港大学普通法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