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回放：

　　1982年7月，孙冶方眼看来日无多，带着写作组一行人前往青岛，住进海军疗养院“闭关”写作。吴敬琏和张卓元随行。

　　在黄海之滨，日升月落之间，伴随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孙冶方为自己的理论建构做最后一次冲锋。由编写组分头写作的章节都已写出，但怎样把这些“部件”联结成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编写组一遍接一遍地推演讨论，可是仍然寸功难夺。

　　青岛归来之后，孙冶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任务不可能完成。吴敬琏回忆说，孙冶方此后曾多次对他谈及，对那一套计划体制绝不能修修补补，而必须推倒重来。1982年11月，卧床不起的他在病床上口授，由吴敬琏和张卓元执笔写出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对中国经济的成长性表达了无比的乐观，同时也沉重地指出，“必须对旧管理体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个月后的12月9日，他亲笔写下遗嘱：“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致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顾准和孙冶方的行事和风骨，无疑大大地影响了吴敬琏的一生，让他找到了可以追慕的方向。他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表达对两位师友的景仰。士风浩荡，亦刚亦柔，道之所在，梦寐以求。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吴敬琏言行一致，敢言敢为，不为名利所诱，对后辈学人多有提携，这些风格自是顾孙遗风的衍及。

　　1981年5月，在送走锡克之后，吴敬琏等人深感要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理论上的贡献，需要寻求较之“政治经济学”更坚实的基础。他们一边协助孙冶方整理书稿，一边向经济所提出，希望到西方国家学习经济学。他们的请求得到了批准。1982年年底，赵人伟去了英国牛津大学，1983年的1月，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前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镇——美国耶鲁大学。

　　是年，他已经53岁。

　　1983年2月22日下午，孙冶方在北京去世。当周南在电话里把这个消息告诉大洋彼岸的吴敬琏时，他紧紧地握着话筒，闭着薄薄的嘴唇，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是继顾准去世之后，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导师。孙冶方把身后的学术文稿整理工作交给了他们这些晚辈，而他却深深知道，这条学术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倾注了一个卓越生命的全部热情与时光的结论竟是“此路不通”。

　　窗外，美国东海岸的星空清澈如洗，他的内心却黯淡到了极点。

　　吴敬琏在耶鲁的学习时间，从1983年的1月到1984年的7月。这一年半，对于他的学术思想的成熟至关重要。他在《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中说，“在耶鲁的这3个学期，使我能够对近百年国外经济学的成果进行一次集中的补课”。他的老朋友周叔莲说，吴敬琏从耶鲁回来，头发都白了。

　　他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身份去耶鲁当访问学者的，这一职称在美国方面看来，相当于教授。可是，去了之后，吴敬琏才知道问题的严重。

　　他去参加学术研讨会，根本听不懂；参加博士班的讨论课，准备一个简短的评论，也往往要几十个小时；再去听研究生班的基础课，仍然是听不懂。听不懂，既有语言上的问题，也有学术框架的问题，更有认知价值观上的问题，吴敬琏只好从头开始，从本科生的普修课听起。

　　在后来的日子里，吴敬琏度过了一生中最辛苦艰难的求知生活。他从非经济专业的经济学原理课程补起，循序而进，大量接触各种理论和新知识。好在他天资聪慧，特别善于融会贯通，语言和专业能力几乎日日进步，不久后就能够参与学术讨论了。那段时间，他的日常生活极端清苦和枯燥，很多时候吃的就是面条、清水熬白菜。

　　在耶鲁的最后一段时间，吴敬琏用新学到的经济学理论工具总结和梳理了前几年在国内参与改革讨论中形成的片段想法，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改革理论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日后对中国改革路径设计影响最大，也是引起不少争议的，便是他对“行政性分权”和“市场性分权”的模式区分。

　　下期预告：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分权的逻辑和办法是紊乱的，而且集了又分，分了又集，数度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