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团代表的意见，在以特别的方式影响着决策层。梁刘柔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在医改报告中看到了自己几年前提的数条建议，当时“很受鼓舞”。

　　几位代表都认为，议事、质询不可能在将近3000名代表一起开会时进行。所以，他们在大会堂主要是“听”。但他们在会外努力寻找“质询”的机会。

　　袁端端

　　香港团的全国人大代表（以下简称“香港代表”）何钟泰第一年到北京开“两会”，印象最深的就是，“看见代表中有不少上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香港团的36位代表通常被安排坐在解放军代表团旁边。

　　挨着身着军装的军人代表就座，在将近3000人的庞大会场静静地听报告，对曾在香港政坛上叱咤风云的罗范淑芬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觉得人特别渺小”。

　　胸前红色的代表证，是他们和旁边的解放军代表的惟一交集。散会后，专用大巴会沿着长安街，把他们送到驻地北京饭店。如果碰上大会安排的媒体开放日，大巴会沿着长安街，把他们送到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就在这座饭店的五楼会议室里，操着或浓或淡的港味普通话，讨论国是。

　　数量庞大的内地记者对这里不感兴趣。北京饭店的大堂里，通常只有几位香港媒体的记者驻守。一位港媒北京编辑部负责人说，香港团的内容也不是他们两会报道中的主要部分。

　　或许因为少人问津，与其他代表驻地相比，北京饭店的保安措施宽松得多。一楼的咖啡厅如往常一样对外营业，而在其它驻地，如果没有“两会”相关证件，连酒店大门都进不了。虽然电梯只封闭了左侧电梯供代表专用，右侧仍可自由通行，但只能到达14层以下的楼层。

　　“清谈”馆？

　　没有思想包袱，香港代表发言很尖锐。

　　3月6日下午，香港团小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因为不对媒体开放，它更像是香港代表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的内部聚会，只不过将地点从香港搬到了北京。

　　代表罗范淑芬说，每个单数月份，36个人都会聚一次。那是他们自发的聚会。“我们离内地太远，有些事情不清楚，需要及时了解信息。”

　　会期的安排有特别的考虑。因为人大常委会会议通常在双数月份召开，以便香港代表中惟一的常委范徐丽泰在开完会后，向他们介绍会议的内容和内地最新的资讯。

　　北京毕竟是全国“两会”的会场。罗范淑芬说，她头一年来北京开会，就发现每个代表团各说各话，太过封闭。她当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提出，能否将所有代表团打乱，让不同省份和地区的代表能互相交流。秘书处给出的答复是，法律上规定必须以代表团为单位进行会议议程，无法作出交叉讨论的安排。

　　据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鼓励香港代表在“两会”的小组会上讨论香港的事务。原因是这样有干预一国两制、干预香港自治之嫌。

　　事实上，多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香港代表都有一致的认识：即使全国人大没有要求，香港的事情应该到香港立法会讨论，不应该在“两会”提。

　　由于讨论的内容与香港利益并不直接相关，又少有内地人士参与，有香港媒体人评价说，“香港团基本上就是一个清谈馆。”

　　清谈有清谈的好处：没有思想包袱。

　　这次会上，香港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建议，要求保障香港记者在内地的采访权。

　　和“清谈”有所不同的一种说法是，港团代表的意见，在以特别的方式影响着决策层。梁刘柔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在医改报告中看到了自己几年前提的数条建议，当时“很受鼓舞”。3月7日习近平接见香港代表时，她又提出了在西部打造一个珠三角，建议在西部发展绿色制衣业。梁刘柔芬说，她会把相关建议发给西部各省的领导。

　　代表们感慨他们能参加的人大“会议”实在太少。每次常委会开会，香港代表只有两个列席的名额，36个人轮下来，三年才能参加一次。罗范淑芬说，她经常向人大秘书处要求列席，去年有一次在她的要求下，秘书处破例给了三个名额。罗范淑芬今天说起来，还兴奋不已。

　　“原则性”议政

　　不止一位代表说，他们有时很难看懂内地的法律案和相关政府文件。

　　这个集合了政界名人、大企业家、大律师、会计师、经济学教授、教育家等的代表团，成员们多数受过西方教育。在他们当中，还有数位现任或者卸任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开会、讨论财报、质询政府官员是他们的强项。

　　不过，不止一位香港代表说，他们有时很难看懂内地的法律案和相关政府文件。代表杨耀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就看不懂政府的财政预算报告。“我很想知道纪检部门花了多少钱，钱花在哪些方面，就是看不到。”杨耀忠说，对这块内容的了解，直接决定了他给预算报告的投票意向，“如果都花在吃喝上，那我肯定不同意。”

　　曾任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杨耀忠说，在香港当选议员的第一年，都有相关的培训。他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建议开设相关课程，培训他们如何读懂政府相关报告。

　　翻开选举法草案的文本，杨耀忠指着“必要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条款，问记者，“你们大陆法都这么原则吗？”“什么是‘必要时’？法官怎么判？”

　　当记者告诉他具体到适用法律时，“两高”会出司法解释，对这些条文进行细化。

　　据他介绍，香港团讨论法律案时，经常会对这些原则性条款提出批评。到决定是否投赞成票时，他会从大原则出发。比如选举法规定了城乡选举比例1比1，“这个是进步，我会投赞成。”财政预算也是看大原则，“如果对三农投入多，取消农业税了，我就会支持。”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每年“两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会派员到深圳或珠海给港澳代表开吹风会，介绍即将在会上审议的法律案。在港澳代表不熟悉内地法律的情况下，吹风会上的基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投票意向。

　　“叫官员过来问话，完全可以做到”

　　“人大也不是一团和气，只是矛盾都在台下解决了。”

　　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国谦参选人大代表时的卖点是，想把香港严谨细密的英式议会文化介绍到“两会”来。来了北京之后他才发现，“运作体系完全不同”。

　　叶国谦介绍说，香港立法会每个星期都开会，他们从早上8点进议事堂，到下午五六点钟，有时还出不来。“我们的工作就是开会，发表自己的看法。”

　　更重要的是，“（会场）一定有政府的代表，他们要听取我们的看法，回答我们的问题。”

　　几位议员代表都认为，议事、质询不可能在将近3000名代表一起开会时进行。所以，他们在大会堂主要是“听”。但他们坚持，在人大常委会开会，“叫官员过来问话，完全可以做到。”“两会”期间，香港代表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在会外寻找“质询”机会。对于他们来说，每年“两会”期间是他们质询的黄金时间。这个时候，通过大会秘书处或者港澳办约见有关部门往往能迅速得到答复。在他们看来，错过了“两会”，很多事情提是提了，当事部门究竟有没有改，改到什么程度，很难追下去。

　　在这期间，大量的香港媒体记者也是潜在的质询力量。某香港媒体驻京记者说，通常代表在“两会”期间拜会某一部委，都会有香港记者跟着采访，有关部门就会更加重视。在这一点上，澳门的记者非常羡慕香港记者。

　　3月9日上午，趁大会休会的空当，几位香港代表通过大会秘书处约见了公安部有关人员，集中“质询”了几件事情。黄国健说，有的不一定马上解决，不过肯定更有效率。“我们的心情其实很难讲，有很多批评的意见。”叶国谦说，几年前，他提出取消民营医院营业税，财政部迟迟不解决。他找到财政部一位处长，处长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就是少收点钱吗？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哪里复杂！”

　　在离开“两会”的日子里，为了让监督更有效，香港代表有时会集体出动。有个香港人在福建被判了死刑，家属喊冤，几位代表飞到福建了解情况后，那人一直被关到现在。

　　“人大也不是一团和气，只是矛盾都在台下解决了。”黄国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