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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议案减少重质不重量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3月10日21:54  南方周末
全国人大议案减少重质不重量
近年全国人大议案数统计。李伯根 王芳军/制图

  议案是全国人大代表行使国家权力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而其数量近年来正在减少。为什么议案数减少了?那些未提议案的代表们,都有怎样的考虑?

  议案数的十年起伏

  从第七届到第十届一直是全国人大代表的罗益锋回忆说,八届时的议案还很少,但是九届就开始多起来了。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议案数量达到1194件。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更是达到1374件。

  当时媒体两会报道的关键词就包括“议案大王”、“一号议案”。前者表明代表的敬业与责任,而后者曾被解读为显示议案的重要性。

  各代表团之间一度甚至在议案数量上也形成某种较劲。有研究者统计,浙江、上海、江苏、湖北等省在其间尤为突出。

  议案之多,以至于相关汇报材料都不忘提及“经过大会议案组工作人员通宵达旦的工作”。

  不过,对全国人大代表们所提交的议案的质量的重视,逐渐超过了数量。

  2005年,全国人大议案组将议案的确认工作前移,对代表提出的议案按照有关要求进行了严格规范。时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徐晓东曾说“出现了一些议案被退回重写的现象,而个别无法重写的议案转成了书面建议”。

  事实上,尽管从2001年到2004年,代表向大会提交的议案连续4年突破千件,然而最终被作为议案处理的比例并不高。统计显示,2001年,最终作为议案处理仅占总提交议案数的约26%,2002年这一比例为24%,2003年为 32.2%,2004年进一步上升至46.7%。

  有两条规范屡被提及:议案不得干预法院案件的受理和审判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所提的议案要是全国性的议题,而不是属于省市人大应该审议的内容。

  此外议案还规定了提请审议内容、说明(缘由、目的、意义、形成过程等)和要求等固定格式,如果是立法,要列出大致的草案框架。

  这些新规定很大程度上使议案数开始下降,到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议案数量降为796件,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则进一步降为462件。

  踊跃议案与不提交议案的代表

  根据统计,一部分人大代表实际并没有提出议案,连书面建议都很少。

  这部分被归因于代表不认真履行职责。鉴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缺会情况,之前有地方甚至规定,两次不参会将被免去代表、委员资格。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现任和前任全国人大代表中,罗益锋是印度尼西亚归侨,赵林中是某纺织集团董事长,袁敬华担任山东省一所聋儿语训希望学校校长,洪可柱是博士生导师,迟夙生是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这些来自基层的代表,往往成为主导所在代表团议案数量的关键人物。

  譬如迟夙生,2006年,在黑龙江省代表团102个代表中,她所提出的议案占全团提出议案数量的1/8,今年更占1/5。而北京代表团的罗益锋,在20年的人大代表期间,曾经提出76件议案。

  上述研究者告诉本报记者,全国人大代表基本都提出了书面建议。严格意义上,议案需要三十个人联署,而书面建议,顾名思义,就是个人意见而已,“一天就能做十几个”,议案比建议要重要得多。

  事实上,部分人大代表不提议案,也有复杂的原因。

  没有能力提议案是一个最为明显的理由。全国人大代表、湖北阳新县王英镇希望小学教师王月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要做一个好的议案“太难了,需要专门的法律知识”。当时,为了准备一个议案,她曾找来法律书“硬啃”,还曾专门请教法律专家。

  而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迟夙生律师告诉本报记者,为提交对刑法“组织卖淫嫖娼”条款的修改议案,她曾经专门去国外的红灯区调研。为了提高自己的法律理论水平,她曾专门到中国政法大学读博士班。

  值得注意的是,诸多学者也并没有提议案,包括多名法学家。一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学者为自己辩解说,“每个人关注的领域和兴趣点不同”。

  议案从哪里来?

  议案和书面建议,在实际操作中的地位基本等同,客观上使代表们更愿意提建议而不是议案。

  一位代表即提醒本报记者注意,那些活跃的面对媒体的代表,尽管看法很多、观点也引人注目,有些实际上却并没有议案或者书面建议。“可能通过媒体传播反而会发生更大的影响,由此也导致,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出于吸引大众关注的目的,不惜抛出一些雷人的建议或者议案。”

  曾在全国人大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对本报记者说,历史上全国人大由代表们议案直接促成通过的立法只有两次,一为1993年修改宪法,一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条款解释的出台,“因为当时形势迫切”。

  而更多的情况是,在每届全国人大会议一次会议前后,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就会出来。代表们的立法建议或者纳入其中,或者作为下一届规划的参考。

  一些代表告诉本报记者,就是自己所做的议案,中间也面临着许多变数。

  曾经就银行存款利息税一事,全国人大北京代表团内形成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当时国家财政有困难,征收利息税有助于解决财政上的某些不足,另一派反对征收利息税,理由是90%以上的银行存款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而且当时的利息已经很低了,再征收利息税就没有多少了。最后的结果是两种意见都作为议案提交了。

  还有一些被视为超前的议案,要么在代表团就被退回,要么到全国人大议案审查委员会被退回。

  迟夙生曾建议将卖淫嫖娼合法化,以便于对性从业者给予健康检查,防止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争取了3年,终于游说了30多个代表签名支持这个议案后,先被省代表团退回,在力争之后被提交到全国人大,最后仍然被退回来了。后来,这一议案转为书面建议。

  不过,就是那些踊跃提交议案的代表也向本报记者坦承,很多议案并非出自他们之手。方式多种多样:

  有如赵林中,由他所在的诸暨市人大转发各街道工作委员会、市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乡人大主席团、人民政府,市级机关各部门,市直属事业单位,征集议案和建议。同时,他也通过电视网络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一般情况下,他们有着自己的专门团队。

  还有的则属于民众的主动托转。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法学博士许志永说,那主要是一些有理想、抱负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想法,又懂相关法律,做完了议案或者建议草稿,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交上去。

  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代表团,往往也会根据本地区发展的需要,以代表团的名义向全国人大提交议案或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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