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正在被热议的一些教改方案亮点，在17年前的教改中其实已经提出。但因为当时的方案只定方向和目标，没有清晰的责任落实和问责制度，结果使不少目标至今没有达成。

　　故而，本文建言，17年后的教改方案应该吸取历史经验，改革“教改思维”，明确落实责任和问责机制。

　　教改规划纲要提出的教改方案，成为“两会讨论的热点，并受到舆论好评，可如果拿17年前的教改方案与之比较，会有一种时空倒错之感——

　　笔者发现，现在的一些教改目标，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曾提出过。比如，“改革办学体制。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逐步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

　　这些条文，在2010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中，被表述为“教育改革逐步深化，办学水平不断提高。”“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等。意思差不多。

　　更相似的，还有实施方案的措辞。1993年的条文中，“逐步”有35个之多，“探索”则有4个，就如前述——这些条文，与教育发展的现实对照，我们无奈地发现，17年之后，这些“逐步”，还在“逐步”之中——而2010版中，“逐步”（21个）略有减少、但“探索”（41个）却大幅增加。

　　教改《规划纲要》描绘了未来10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蓝图，让人们充满期待。可是，这么多的“逐步”和“探索”却让大家感觉好像在“摸着石头过河”。在开创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时，有时是需要“摸着石头”逐步、探索着“过河”到达彼岸的。但是，在恢复高考制度33周年、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到2900多万、众多研究者明确告诉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今天，我们应该以清晰的教育理念、明确的教育目标、现实可行的改革路径，去推进改革，而不能再是只有方向、目标，却没有具体的行动方案。

　　所以，现有的教育改革思维，尚有一些不足。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转变改革思维，改革“教改”，以使教改真正彻底，并走向成功。

　　对于已经达成共识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目标，如果缺乏明确的实施方案，而以“逐步”和“探索”模糊处理，必然同步出现以下规划问题。其一，缺乏系统性，内在逻辑不严密，一看某些描述，不用去观察未来的实践效果，就可推论另一些表述难以实现。比如，《规划纲要》提出，“促进教育公平”，“积极发展学前教育”，“切实缩小校际差距，着力解决择校问题”。这些均被认为是关于教育公平的“亮点”。可是，如果再看“教育投入到2012年达到GDP4%”这一条，就不免为推进公平的钱从何处来而担忧。要知道，如果提到学前教育的普及，却不谈政府对学前教育的义务，则要由老百姓自己为“普及”埋单。至于切实缩小校际差距，决不是“削峰填谷”，而必须增加教育经费投入。为扩大教育公平，教育学者普遍认为，应将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确定为2020年达到5%，或至少4.5%，并在人大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制定教育发展预算，并监督政府严格按预算拨款。否则，纲要所提到的公平目标，很有可能是镜花水月。

　　其二，重于对目标的畅想，方向的勾画，而轻于对改革保障措施、问责机制的构建。如果改革明确具体的行动步骤、完成目标的时间节点，那么，必须有相应的落实机构以及对于落实不力的问责机制。17年前的教改已要求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6年后，又写入了高等教育法。但到现在，高校仍无办学自主权。原因何在？就是在纲要和高等教育法里，没有对于政府部门干涉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问责。我国教育投入至今没有达到GDP的4%，归根结底，也因没有问责机制。

　　这次教改《规划纲要》中，“问责”的字眼出现了4处，这有进步。可是，究竟谁来问责——如果还是上级政府问责下级政府，就好比“老子管儿子”，最终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会被问责。以义务教育的问责为例，这几年来，国家审计部门审计发现一些地方政府挤占、挪用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存在一边免费义务教育一边乱收费的情况。可通报之后，也鲜有地方政府教育官员因此下课。另外，对于本身就是“逐步”完成的责任，又能怎样切实问责呢？

　　其三，对怎样启动改革、破除改革中的阻力，考虑不够周全（这也是文本中“探索”甚多的原因，可谓互为“原因”），这实际造成规划与改革行动的某些脱节。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启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可怎样推进改革，《规划纲要》并没有给大家吃下定心丸，地方和学校尚有观望心态。《规划纲要》提出，“成立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研究部署、指导实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

　　那么，这个改革领导小组是成立于教育部之内，还是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之下呢？如果在教育部之内，有关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会不会首当其冲受到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阻力呢？而选择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重大改革试点，又如何处理地区和学校的改革权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呢？

　　从我国过去成立的五个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改革实效看，由于改革试验区没有充分的改革权，改革的成效并不理想。除此之外，从改革的推进看，还有必要通过立法，扫除改革“突破”可能面对的法律问题，如果立法滞后，很有可能制约改革。事实上，我们曾一直建议，《规划纲要》本身就应该提交全国人大讨论、审议，这是进一步听取意见、意见交锋、达成共识的过程，审议通过成为法案。

　　教改《规划纲要》在改革思维的推动下，其征求意见稿，已有创新、突破和亮点。但还有必要以全方位的改革思维，审视改革不到位之处，使教育改革的路线图更明晰。我想，检验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看《规划纲要》中少了多少个“逐步”、多少个“探索”，以及怎样明确落实责任和问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