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值此昌耀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本报“江河源”副刊特刊发肖黛女士的文章，用以表达我们对这位才情横溢而又命途多舛的诗人的深切怀念！

　　诗人昌耀去遥远的天堂十周年了。

　　逝者如斯。十周年的纪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这个日子里，我好像能与过往的一些事件再次相逢。而天堂那边美好的一切，当然是我们这些尚在凡间之人的虚构，这种虚构的理由，肯定是我们宁愿忽略死者早已化身为灰烬的事实，以此绵延与其相关的记忆。

　　十年前的深秋，我在北京，听说昌耀病了，想到青海的秋冬之际从来少雪，从来就有太多太多的风。那种能熔蚀一切的大风阵，凶猛神奇，像是一种无形态却一定有感应的生物。它会在一大清早就如狼似虎地开始吼叫，不吼到人们觉得要出大事儿了，似乎就不肯罢休。它还会像痛失了情人一样地隐入夜半，一会儿啜泣声声，一会儿号啕不止，既令人同情怜惜，又把人心搅得破碎。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霸道的男中音，不管爱不爱听，都将以慢板低吟的形式，把伤痕累累的往事，贯注到每一个人的耳廓里——还好，我有幸赶在死神之前回到青海，见到了病中的老昌耀。

　　昌耀1983年5月在《天籁》一诗中写道：

　　没有看到那一落日的壮美。

　　永诀的已成永诀，古原早被沙丘弥合。

　　但在北方草场和戈壁之间

　　谁会听不到那沉沉的步履仍比秋风远为

　　凛冽！

　　病房里的昌耀，让我想起那首诗。那会儿的风，肆虐在窗外。病房里，一把陈旧的圈椅，正托举着默默与死神对话的诗人。从窗缝儿硬挤进病房的风，把一丝午后的光线，吹落在诗人的双踝处。踝下有一双干瘪的布棉鞋，谁看过去，都会以为那是两只空洞的鞋坑。显然，那是错觉。干瘪程度的夸张，是造成这个错觉的原因。而诗人的身体更是单薄如纸，脸色也如纸样地惨白。紧撮着的五官，像画家有无意撩泼在白纸上的墨迹，深刻的，浅淡的，照模照样的，已经变了形的，样样都有。昂首挺胸的吊针架子和丰满壮实的氧气瓶，犹如两个忠心耿耿地保卫诗人的士兵，使诗人的高贵，在病入膏肓的无限苍凉中，成为了一种隐喻似的。或者说，眼前的情景，让我感到他根本就不像在地狱门口徘徊着的人，根本就是刚从地狱里出来的模样。

　　轻轻叫了一声老昌耀，我就有点语无伦次。我说你好好一个人咋就变成这样子了么，我说老昌耀你疼不疼啊？昌耀指了指胸口说疼呐，说疼得凶呐。然后他就连声咳嗽，就要吐痰。那种咳嗽的声气并不高，这一声和那一声的连接，仿佛需要拼出整个身心的全力才能完成。我害怕极了，怕他就要咳出来的痰里有血。

　　血，将是最终的真相。诗人残泪如血。一个孤独诗人的魂灵和身体都痛着的时候，到哪里去寻找、并寻找如何的良医良药，才能使其得以疗治呐？诗人也是人，也患癌症。昌耀诗歌创作的成绩表明，他没有辜负时代加于他的重托，而他同样也避不开这具体境遇的无奈和尴尬。他费力地抬起眼皮，像刚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垂头丧气着说：是腺体癌，毛病出在肺上，靠氧气硬撑着，这几天，头和脖子都疼起来了，氧气也吸不进去多少了。我坐到了他跟前，向四下里张望。四下里全是他的清贫以及清贫习惯的痕迹。那些花冠一样的诗意呢？桌上倒是有一束玫瑰，可相伴玫瑰的，是一些等着处理的龌龊和还没来得及洗涮的餐具。那些餐具破旧得很，还各是各的样儿，像故往的孤儿院里的孩子。事实上，他曾经怀着像我此时一样的悲悯，看待这个世界上的孤苦，并用他的文字行动，把它们改造成灵魂世界的体验。他为自己的精神流浪所付出的代价，恰恰是在摩肩接踵的人海里的一次又一次的沉沦，而物质身体内部的严重腐损，直接导致了他对生命终结方式的自觉选择。

　　正如昌耀说，他是个穷得病不起的人。

　　有一件关于“穷”的事情我印象深刻。那是1998年的元旦后不久，昌耀在电话里说有重要事情想跟我谈。那天很冷，窗外的风，也发着疯般地嚎叫。昌耀的敲门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风声淹没着。等我打开门时，他已经要下楼梯往回走了。见到我，他并没有抱怨，但跟平常决不一样。他进门、入座、喝开水的整个过程中，一直不言语。等到慢慢地谈开来了，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情。原来，他接到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他去俄罗斯访问的信笺，于是兴冲冲地去了青海作家协会办理有关手续。没想到青海作协的人一看那纸通知，说，从北京去俄罗斯的费用由中国作家协会负担，这一点没问题，而从西宁去北京的费用要由青海出就有大问题了。作协全年的全部财政拨款很少，上个年度的已经花完了，本年度的还未拨到位。我说，青海穷，作协更穷，可能是真的没钱呐。昌耀说，最穷的可能还是我。他紧皱着眉头，再也不说什么。那么就该我说了。那我只有说，要不，咱们给中国作协打个电话，把情况向人家反映一下，没准人家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他还是不说话，低着头不断地喝那没滋没味的白开水。我也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要说，就说俄罗斯有什么好的，不就是个俄罗斯吗？我心里的话当然不会说出来，比如再去找找作协的领导，比如干脆自己出了国内这部分费用，比如这么好的机会放弃了多可惜。昌耀却转了话题：我每天都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力不从心，就算没什么事情要做，也还是感到疲倦，我的每一件事情也都不会顺利，都有麻烦，我自己也都做不好，不管我怎么努力，最后总是失败。最后他说，这样吧，让我这个穷人请你喝羊肉汤去。

　　我想，昌耀说的“病不起”，一来真的是指“全方位”的拮据，二来是考虑到岁逾六甲的残败之势，更重要的是，深感到自己整体命运的悲剧性。很明显，从1957年身陷政治囹圄，至1979年平反回城，一直到2000年初死去，对于昌耀，个人的纯粹时间或时期的区分并不重要，在他的生活范畴里，不断地充满特定时代的模糊的、矛盾的、复杂的和不一致的社会文化因素，才是他凸显凄凉的原因。但他从未在精神信念的肯定性力量上示弱，也不曾放弃过他对艺术想象的热情。亦如昌耀还说过的“他是个绝无福分的人”。他的性格有些乖僻，应该说，他是内敛的、羞涩的、忧郁的、木讷的、说话有点结巴的、甚至因为着迷于谨慎而显得古怪的一个人。他的大气，他的通畅，他的奕奕神采，只跃出于一张张洁净的稿纸。即便不是因为过早地病死，他也会丧失在当下语境中完全可以实现的所谓“华丽转身”的机会。我和一些朋友都不止三次五回地在短街深巷里，邂逅老昌耀不分早晚的、且毫无目的地独步，那样的孤凉，那样的无疑犹如走在穷途末路上的外状，就是十足的证明。

　　谁能忍心看他的悲愁？后来再去病房，我都讲些玩笑话，也都煲些汤送给他。他听了玩笑话就咧嘴笑。守护他的人喂他喝汤，他从不打听是什么汤，给了就喝几口，像是一个轻易就能上当受骗的少年郎，可他的大脑却在忙着琢磨事儿。他确实没闲着。《昌耀诗文总集》在他死后不久出版的，确定所有篇章和编辑形式及相关记写等工作，基本上是他在病房里坚持完成的。还有一些事情也使老昌耀忙得很。比如吃药打针做化疗。比如来看望他的朋友像潮水一样甚至令他紧张。比如得应付前来采访他的媒体。他是真忙，忙着向省文联和作协领导表示死后骨灰要送回湖南老家的希望，忙着安排有可能剩余的四万元钱的分配意愿。那都是些临死前的言语，并不稠密，更不可能美艳，我差不多全都如实做了记录。他对我的记录颇感兴趣，时不时地要求“审核”，还要我每回去探望他时都带着。他也给我看了许多信笺，有亲人朋友写给他的，也有他写给别人的抄录件，最陈旧的是1952年的。记得他曾从一只帆布包底摸出一个小红本子，说，是前不久才收到的当初38军文工团全体人员通讯目录表。他在其中找出了未央的名字，说，未央也是我们38军文工团的呐。说罢，闭上了眼睛。当我将目光再度移往他的脸上，在缓缓睁开的眼里，我看见他的悲愁已化为了一片汪洋。

　　不过，昌耀他一定料不到，我和燎原们后来真去了那个诗人孕育诗之胎体，也就是他携着盛满诗稿的箱子以及杨尕三和孩子们走向自由的地方。他们一家好几口子住过的六平方米的“地窝子”早已经成为废墟，而那个叫新哲劳改农场旧时的场部，现在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乡政府所在地。是否能见证些什么，我们并没想好。我们邀请了昌耀的前妻杨尕三，先到了到她的娘家青海省湟源县日月山乡的下若月村。下，表示的是村庄的方位，若月才是这个地方的名字。若月？如此地温情而浪漫，不知道是谁做主为这个地方起的名字。而生长在这个地方的杨尕三，就是昌耀关于西羌雪域的诗中经常出现的那个土伯特女人。昌耀和她的孩子们也都有别致的名字，长子叫木潇，女儿叫路漫，叫俏也的是杨尕三为诗人生的第三个孩子。很多人以为昌耀平了反，进了城，成了名，就与妻子离了婚。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包括他离婚的现实代价，是每个月要把工资的一大半，给不是正式职工的杨尕三和三个都还未成人的孩子，是最终离开“福利分房”所得的住所，是直病到死前都孑然地住在借用的一间小办公室里。

　　深秋的雪从日月山上飘落，很冷。杨尕三娘家的村庄就背靠日月山，零星的黄叶就伴着雪花在风中挣扎，恰好让整个村庄显得弥漫而深邃。踏着风雪，杨尕三带我们走进了庄廓。父母去世后，她哥嫂便是这庄廓的主人。她说现在哥嫂们的牛羊多了些，生活好了些。她说其他真的都没有变，一如从前。在当年处理昌耀的决定里说的“送农业生产合作社管制劳动以观后效”，实际上就是把昌耀直接送进了她的家里。那会儿她还是个黄毛丫头。三个月的“管制劳动”期，昌耀吃喝住全在她家。她的阿爸还亲自出演了保护昌耀的角色。她阿爸认为，除了参加劳动就在家里看书的人怎么会是坏人？因此老人家那几天报告说昌耀病了，得吃药打针得休息，过几天又用同样的理由去报告。老人家万万没想到，菩萨一样的心肠，却导致因装病而不好好服从“管制劳动”，令昌耀被直接判处了有期徒刑。杨尕三指着正房供奉家神的位置，说老王和我就是在这儿拜的天地。她又把我们引向右侧的小屋子，说这就是我和老王当年的新房。管昌耀叫老王的女人，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她杨尕三一个。仰慕昌耀和爱他的女子不在少数，昌耀欣赏及爱过的女子也为数不少，而惟独她杨尕三与昌耀在法律意义上有过姻缘关系。长子木潇已婚在昌耀死前，其妻当时也已有身孕。于是昌耀通过其他方式，向杨尕三传递了自己的心愿，说如果我们的孙辈是男孩就叫汉风，是女孩就叫唐仪。杨尕三说，我不懂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可我们老王有文化，他起的肯定是最有意思的名字。说这话时，特别是说“我们老王”时，她脸上露出了万分的得意。那种得意的神态，近似于一位母亲因了孩子的出息而无以抑制。

　　昌耀跟我聊起过他的少年故事：我还不到十四岁就背着家里参了军。一天，听班里的小战友说，我母亲来驻地了，我还以为她要拽我回家，紧张得我一把拉开被子，躺下就装睡着了。不一会儿，母亲就坐在了我的床边，她摇着扇子，自言自语地说，罪过呵，这么小的孩子就要出远门了。她还说，知道你不肯跟妈妈回去，可妈妈不是来找你回家的，只是来看看你，你睡着了，那就好好睡，就好好休息呵。妈妈刚走，我就一骨碌爬起来。当时部队租借的是民用阁楼，我扶着阁楼的窗棂向外看去，母亲穿了一件很宽大的蓝色碎花布衫，走在细雨中的青石板路上，一摇一摆地远去了。

　　杨尕三和昌耀的母亲是两种类型。她是生来爱笑也忍不住笑的人，她边笑边说，刚到西宁时老王总把我关在家里，怕我出去迷路，可必须要到学校去接送已经读书的王木潇。他自己忙得很，顾不上接送孩子，为了使我不至于迷路，他要求我去送孩子的时候带上一根粉笔，在走过的路上画上标志，接孩子时按照画下的标志再走回家。在场的人就都跟着杨尕三笑了起来。她怀里扑腾着的王唐仪也笑了，笑得好开心的样子。可怜已去西天的老昌耀却听不到他孙女的笑声，更看不见杨尕三说的像她爷爷的模样了。而在于杨尕三，这些还是非常要紧的，其意义就好比她虽然不识字，也不懂诗，但她熟悉她的老王之于每一根毛发，老王家族的血脉是经由她而得以承传。在于王唐仪，爷爷将永远是他留下的那几本诗集，也许将永远是在未来岁月中飘摇的传说了。

　　是的，传说仅仅是一座高原般的死者之尘粒。

　　悄悄注视城市：

　　看到早晨的城市。

　　看到太阳被高墙胁迫而致变形。

　　看到丘原的曲线在塔吊上面起落……

　　而想起故乡的河床是在投石器的抛体下啸鸣，在雪风里变换颜色……

　　意识到自己是处在另一种引力范围，

　　感受到的已是另一种圣迹。

　　这是1984年前后，昌耀洋洋洒洒的关于青藏高原形体作品的《圣迹》中的诗句，不异于有关死亡性质的某种预告，无形而有境——我更愿意把它想象成一方墓碑。

　　(作者：肖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