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东、祝勇 合著】

　　（1）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从火红的延安走过来的张仃又承担了包装新中国的任务。张仃早在抗战漫画阶段所表达过的沉甸甸的希望，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张仃于是应周恩来之邀住进中南海，负责对怀仁堂、勤政殿的改造，并愉快地承担了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及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设计装饰的重任。政协会徽是张仃主持设计的，这从来都没有疑义；而关于国徽的设计者，近来却颇多争议。

　　人们习惯上认为梁思成和林徽因是国徽的设计者。实际上，国徽的设计不是哪个人独立完成的。1949年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示》，对国徽的设计提出三点要求：一，中国特征；二，政权特征；三，形式庄严富丽。

　　据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时半在北京饭店六楼大厅召开的政协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当时已收到设计稿28份，但皆因不符合上述三条原则而被否定。于是，成立了两个专家小组设计国徽，一个是以林徽因为首的清华大学营建系专家小组，另一个是以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专家小组。

　　张仃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用天安门作国徽主要图案的设计思想。这一设计思想以后逐步得以完善。而梁思成则坚决反对以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图案，而主张以璧为国徽图案。从中央档案馆，我们查到了两个设计小组阐述各自设计理念的重要史料，大体可以了解当时双方的论争。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拟制国徽图案说明》为：

　　拟制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构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也可以说，上部的璧及璧上的文字，中心的金星齿轮，组织略成汉镜的模式，旁用嘉禾环抱，下面以红绶穿瑗为结束。颜色用金、玉、红三色。

　　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和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璧上浅雕卷草花纹为地，是采用唐代卷草的样式。国名字体用汉八分书，金色。

　　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这三种母题都是中国传统艺术里所未有的。不过汉镜中的“Ｕ”形弧纹，与齿纹略似，所以作为齿轮，用在相同的地位上。汉镜中心常有四瓣的钮，本图案则为五角的大星；汉镜上常用小粒的“乳”，小五角星也是乳的变形。全部作（做）成镜形，以象征光明。嘉禾抱着璧的两侧，缀以红绶。红色象征革命。红绶穿过小瑗的孔成一个结，象征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红绶和瑗结所采用的摺纹样式是南北朝造象上所常见的风格，不是西洋系统的缎带结之类。

　　……

　　张仃也拿出了他的设计方案。他在《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阐述道：

　　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红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

　　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梁思成反对张仃以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图形的方案，主要理由是：一，天安门是具体建筑物，不宜成为徽标图案，否则像一幅风景画，不够严肃；二，天安门是封建帝王的象征。

　　现在看起来，张仃当初的构想大多数都体现在沿用至今的国徽上。应当说，张仃是国徽的创意者，而林徽因等则为其最终完善者。周恩来亲自找梁思成谈话，说服他接受张仃以天安门为国徽主体的设计方案，并委托清华大学营建系最终完成国徽图案的制作（参见《国徽诞生记》，《文汇报》1995年10月17日），这不仅因为画家绘制的天安门仅为目测而非实测，比例不准，而梁思成、林徽因30年代在营造学社工作时曾亲自测绘过天安门，清华营建系的制作技术手段在国内又首屈一指，同时也表现出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使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设计最终由两个小组集体完成。而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枚国徽，则是张仃亲自跑到前门外，找到一位雕刻师傅，制作的一枚木制国徽。

　　下期预告：

　　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张仃除了将少量时间用在了国画创作外，将大量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包装新中国上。他包装新中国的方式不仅仅体现在设计国徽、政协会徽、邮票和布展上，也体现在被时人称之为“毕加索加城隍庙”风格的装饰画上。

　　张仃的红与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