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希腊的债务危机，国内外舆论界几乎都把它与西欧国家的高福利政策联系起来，即高福利政策也并非维系国内稳定和经济繁荣的灵丹妙药。这就是所谓“富有富的难处”。但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高福利政策，而是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在用高福利政策来维持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同时，使国民和国家依然保持强大的竞争力，或者说依然拥有高效率。

　　不久前，我在巴黎和瑞士参加学术活动时走了一些地方，看着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头脑里在不断思考人类富起来后该如何过，这两个国家解决贫困的做法有没有普遍意义，它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可持续之类的问题。我的结论是：高福利不仅需要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挂钩，而且必须与高效率挂钩，否则将难以持续。

　　从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希腊的GDP增速徘徊在1%－2%左右，实际工资增速却一直高于5%，2008年甚至达到了8%——高于欧盟国家4个百分点。希腊的经济学家也认为，希腊政府多年来过度提高工资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待遇水平，造成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脱节，这样不仅令财政不堪重负，同时还削弱了希腊经济的竞争力。西欧各国的问题不像希腊那样突出，但一直以来存在类似现象，对此它们的政治精英也希望有所改变。

　　简言之，西方发达国家当前的局面可以用“骑虎难下”来形容：一方面它们千方百计实行减税，以便让资本有更多的空间；另一方面它们又必须面对贫富分化加剧造成社会治安恶化等局面。

　　有几件事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件事是2009年4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自7月1日起下调餐饮增值税，由19.6%降到5.5%，目的是使法国餐饮业增加就业，促进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我曾向一个法国中餐馆的老板了解情况，这样一间共有6-7名员工的中餐馆，每个月可少交一万多欧元的税。一万多欧元至少相当于十万元人民币，这还是在法国餐饮业承诺大幅降价并增加就业机会下获得的。可以想象，大资本所涉足的生产部门如果像这样减税，其资本积累的幅度将会如何迅速扩大。

　　还有一件事是高福利政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通常看来，这两者密切相关，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瑞士的高福利和高价格政策似乎连小偷也难以在那里生存，但法国大教堂前往往有乞丐在行乞，巴黎的治安也并非想象的那么好。在巴黎，朋友们就一再对我说，拉丁区的治安一般是可以放心的，但在一些郊区，你得背好背包，捂紧口袋。其实，即使是在拉丁区，也并非完全可以高枕无忧。我们回国前几天的一个早晨，就在圣日耳曼大街与圣密歇尔大街交界处不远的地方看到，人行道边上一个很大的广告橱窗的玻璃被砸，碎玻璃散满一地。这也许是行人不小心打破的，但也许是一些对社会不满的青年人夜间做的。

　　朋友们还谈起另一件事，那就是法国的政要和媒体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一致，他们的口中或报道中从来不会出现某某族裔青年闹事之类的报道，而都是说某某地区有公民违犯法律或违反某某规定等。总之，从公开的报道中，你根本无法了解闹事人的真实身份。这种报道的一个好处是，不会激怒不闹事的相同身份的公民。由此，我又想起，这个昔日的殖民帝国真不简单，毕竟几个世纪的殖民史使他们“学到”了许多教训，使他们在处理不同族裔的关系时显得相当“成熟”。

　　当前西欧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不仅与效率下降或竞争力下降并存，同时也与贫富分化加剧并存，这告诉我们人类理想的天堂远未到来。若把西欧与美国加以相比，我们又可看到另一种景象。这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西欧的一些有作为的青年人选择了到美国创业，而美国一些想过安逸日子的人则选择到巴黎买房子居住，巴黎一度有让美国人把房子买空的说法。也就是说，美国的福利相对比较低，富人缴的税也相对比较低，有能耐的人在那里能赚到更多的钱，但其社会问题可能因此更多。从前几天我国政府公布的 《200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中可以看到，美国每年约有3万人死于各类枪击事件，每年发生在城市的谋杀案15000起，其贫困人口创11年新高。

　　我国正迅速富裕起来，我们该如何解决富裕的西方国家所面临的这种两难问题？如何在维持社会和谐的同时保持强大的竞争力？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已指出：“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人类总是在不断的斗争中前进的，不管是贫穷的时代还是富裕的时代。从这个角度看，关键是你有没有能力化解这些矛盾，从而把人类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