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于

　　一些地方疾控部门介入疫苗生产与销售，成为其中的利益主体，无法做到对疫苗“生产线”的有效监管

　　继山西疫苗事件之后，近日江苏常州延申问题疫苗案再次被关注。事实上，在去年12月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即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此事。当时，与“江苏延申”一起被通报的还有另外一家疫苗生产商———“河北福尔”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地处京郊的河北三河。然而，底线失守的疫苗生产商并不只有这两家。2009年3月10日，国家药监局公告了大连“金港安迪”造假狂犬疫苗事件。

　　这三家疫苗生产商皆是行业内的重量级企业。可以查到的数据显示，金港安迪2007年实现销售收入1.8亿元；2008年，江苏延申实现销售收入1.88亿元，在国内狂犬疫苗批签发数据榜排名第四位，占国内11％的市场；2008年河北福尔也实现产值1.3亿元。由此可以大致估算出来，这三家企业几乎占据了1/3的狂犬疫苗国内市场。

　　疫苗生产商“勇于”犯法、突破社会伦理底线的胆量，从何而来？这固然有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的因素，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地方疾控部门在疫苗生产环节中，有着深度的利益诉求。

　　通过对上述三家公司股权结构的研究，可以发现除江苏延申外，另外两家企业皆与地方疾控部门存在股权关系。

　　河北福尔1995年成立之时，河北省卫生防疫站（河北省疾控中心前身）占28%的股份。此后，虽然经过股权变动，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仍有10%的股份。在金港安迪的最初资本构成中，辽宁省疾病控制中心所属安迪生物高科技公司占了30%。虽然，在2006年，辽宁疾控中心退出金港安迪。但是，如果说其与金港安迪之间就此没有任何关系，恐怕也缺乏说服力。众所周知的是，如果地方疾控部门和疫苗生产商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显然，无法做到对疫苗“生产线”的有效监管。

　　山西疫苗事件暴露了地方疾控部门在疫苗销售环节的利益所在。河北福尔与金港安迪则让我们看到了，地方疾控部门在疫苗生产环节的直接利益。目前的格局是，地方疾控部门作为行政机构，却多少卷入了疫苗的生产与销售，成为整个环节中的利益主体。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疾控中心和疫苗生产商都是如此，但是，这几家大户就足以动摇疫苗安全防线的根基。

　　如今，民众已经对疫苗问题表示了强烈的利益关切。有关部门，只处理个案显然不够，要挽回民众的信心，必须要让那些触碰疫苗安全高压线的公权力之手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