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身影

　　□本报记者 樊 霞

　　这是一群平凡普通的基层科技人员，这是一群整天和农民、土地打交道的小麦育种栽培科研人员，这是一群在20年里不断推出小麦新品种的人。这群人培育出的优异小麦品种在河南省年种植面积超过1000万亩，累计种植面积超过8000万亩，为农民创效益19亿元。他们不断追求新的目标，他们是新乡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的全体成员。

　　基本上没有媒体关注他们，所以也就没啥宣传资料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成年累月蹲在田间地头，繁育小麦新品种，推出了国审小麦新品种7个，省审小麦新品种11个，还有5个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这些品种统称为新麦系列品种，是河南小麦生产应用的四大系列之一。在黄淮麦区的种植面积累计超过1亿亩，增产优质小麦32亿公斤，创社会效益50亿元，繁种农户因此增加1600万元的纯收入。

　　他们还承担了国家13项科研项目，被农业部确定为国家小麦现代产业技术体系新乡小麦综合试验站。

　　书写下这枯燥却又意义巨大的数字，该是怎样一群人？

　　联系采访，很有些难度。新乡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位于辉县市，办公室的电话常常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想做些案头准备工作，有关资料却少得可怜。“基本上没有媒体关注他们，所以也就没啥宣传资料。”新乡市农科院办公室李主任抱歉地说。

　　3月29日，记者几番周折打通研究所项目主持人赵宗武的手机，才知道每年3～6月份，是小麦选育过程中最繁忙的时刻。小麦研究所成员有去参加全国小麦育种会议的，有下基站指导农户生产的，还有去试验田观察记录的，办公室根本没人。

　　直至见到记者，刚从基地回来的赵宗武还操着一口混有方言的普通话，重复说着：“我们真是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实在没时间，太多工作咧。”

　　赵宗武，小麦研究所的主持人，新乡市农科院副院长。55岁，松松垮垮的细格子米黄色西服，半旧的蓝色西裤，脚上一双棕色休闲鞋，鞋面上一层泥土。乍看上去，跟侍弄麦苗的农民并无两样，只是温文尔雅的气质，让人感觉他并不是位普通的农民。

　　“实际上我们就是农民。”所有的科研人员都这样形容自己。

　　蒋志凯、马华平、董昀等是上世纪90年代先后大学毕业来到小麦研究所，赵宗武则早在1980年就来到了研究所。在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做着和农民朋友一样的农活，甚至比农民们更辛苦。不同的是，他们最快十年才能推出一个小麦良种，而农民们用他们培育出的良种，一年就能高产丰收。

　　“我们一年之中，或许只有年后一个月的农闲。”马华平说，她是研究所过去20年里唯一一位女同志。

　　研究所成员更习惯的是，只要育种周期开始，那就意味着平时没有周末，只有工作日。

　　农民收麦一星期就结束了，他们一个月也收不完

　　说这些基层的育种科研人员是“修行者”，恐怕并不为过。

　　“一个新品种从选种到最后育成，周期快则8年，慢则12年。”小麦研究所所长蒋志凯说。43岁的蒋志凯从西北农业大学毕业后，在研究所已经工作了20年。

　　在如此漫长的周期内，他们需要做的工作很多。育种之外，还要承担科技服务，田间技术指导，开展技术培训等。

　　单单育种，就无比繁琐和细致。他们要和真正的农民一样播种、浇灌、墒情、除害、抗旱、收割。甚至农闲，这些育种专家们依然还有大量的工作去做。

　　“农民收麦一星期就结束了，他们一个月也收不完。”赵宗武副院长的妻子酒大姐抱怨说。

　　实际上，在那一个月里，赵宗武和同事们收割完小麦还要脱粒、称重、整理数据、统计……“做科学研究，每个环节都得认真。”赵宗武说。

　　3月30日下午，小麦研究所的试验田里，一片浓绿，麦苗长得叶肥秆壮。细一看，却大有学问。

　　“这边是正待通过评审的种苗，那边就是繁育区。”副所长董昀介绍说。

　　在繁育区，所有的麦苗被分成了若干个小区域，每个区域都是不同的试验品种，品种小麦多则种了七八行，少则只有四五行。为了便于区分，每块区域都插上了标识小牌子。

　　这种不同区域的材料，需要在生长期内观察的情况多达几十项，研究所成员们每天在田间的工作时间都在8小时以上，有时长达11小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赵宗武和同事们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他们对每个小区域的种苗要用镰刀分别收割下来，然后一束束扎好，再运回实验室，像晾晒衣服一样挂在天花板上去湿晾干，接着脱粒装袋，再用小秤一袋袋称出重量，其间连掉下几粒小麦也得赶紧捡起来。“否则会影响该品种的产量统计结果。”赵宗武回忆说。

　　即便是在目前试验条件大大改善的情况下，他们每年也要做上百个组合，要选数千株母本，并在每一株上留20个籽粒，再去掉籽粒上3个小如米粒的雄蕊。还要搜集选定6000株父本上的花粉，一株株为去雄的麦穗授粉。为防止串粉，每个麦穗上还要套上纸袋。顶着烈日，像绣花那样一丝不苟地操作，“还必须弯着腰或单腿跪在地上。”

　　“做我们这一行的，没人叫苦喊累，即使是女同志也不享受特殊待遇。”令赵院长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他们一起在晾晒场扬场，用木杈叉起麦棵再垛起来。三伏天里，男同志又累又热，跑到旁边小卖铺买瓶啤酒解乏。结果，赵宗武一回身，就见纤弱的马华平闷声不语，一个人继续拿着大木杈叉麦子。

　　登时，赵宗武在心里暗暗称赞：“这女孩，行！”

　　我们的成果都是在前辈的基础上获得的，而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在为10年后准备

　　1998年，在赵宗武的带领下，新麦9号培育成功，它不但大受农民们的欢迎，还成了河南省的当家品种。

　　“新麦9号的选育推广，是我们小麦研究所的转折点，意义重大。”赵宗武说。在某种程度上，新麦9号甚至决定了小麦研究所的命运。

　　新乡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成果辉煌，某些地方的农民购买种子时，都要先看袋子外面是否印有“新乡小麦研究所”字样。然而十年浩劫令小麦育种工作大受影响。在相当长时间里，小麦研究所没有新品推出，人员工资维持都成问题。

　　研究工作多年没有起色，一位领导因此发出最后“通牒”：要么撤掉研究所，要么你们自己养活自己。

　　这让研究所成员们大受刺激。而之前一直想追求完美的思路，受到了质疑。“应该按照农民需要，想要什么类型的，我们就去培育什么类型的良种，完美的品种是不现实的。”

　　创造性的思维起到了惊喜的作用。新麦9号脱颖而出，“10多年的追求，终于让我们看到了丰收的希望。”赵宗武很感叹。

　　随后，小麦研究所不仅面貌大改，新品也不断推出，其中新麦18连续几年被农业部列为全国推广种植的主导品种，是河南第二大品种；最近新麦26即将参加国审，该品种将大大提高强筋小麦的品性。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步入良性循环。

　　在新乡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每个项目、每一个课题都凝聚着集体的智慧。研究所有百十亩试验田，每个人平均负责有几十亩，数百个小项目。

　　“可以说，做种子培育研究，环节很多，不是靠个人力量能完成的，需要一个团队的通力合作。”马华平细声慢语地说，“最重要的，是不断追求新的目标，有一种理想动力。”

　　事实上，“我们这些年的成果都是在老一辈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的，而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其实是在为10年后做准备。”蒋志凯说。

　　老一辈是指赵宗武的老师方学良先生，当年的课题组主持人。他对年轻人要求极其严格，带出了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而方先生培育出的抗病性良好的小麦品种，又为新麦频出良种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斗转星移，赵宗武对年轻人的要求同样严格。3月30日下午，看到有人的记录情况不详细，赵宗武当即不客气地批评了对方。“我这人说话不太讲究方式，这不太好，容易打击同志们的积极性。”赵宗武很认真地自我检讨。

　　自2004年以来，所里陆续来了几名年轻人，现在小麦研究所有研究人员9人，“老中青三代，年龄结构非常理想，这是个非常有希望的团队。”赵宗武说。

　　科研依然要继续下去，精神需要继续发扬。耐得住寂寞，禁得住诱惑，同时还要有坚韧的追求，这是科研人员必备的特质。“没有这个特质，那他就做不出成绩。”赵宗武总结说。③30

　　家园里的守望

　　□本报记者 陈 辉

　　这是一群为环保理想鼓与呼的河南人，为了蓝天碧水，他们无偿地付出，身体力行唤醒全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这些人中，有辞去工作专门调查淮河污染源、救助污染受害者的霍岱珊，10多年坚持回收废电池的农村妇女田桂荣，行走全国进行环保教育的青年志愿者叶榄，在农村创办公益环保组织的宋克明，还有在城市社区推广环保理念的“自然之友河南小组”……

　　一家人的志愿

　　3年前，霍岱珊获得“200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给他的颁奖词是：“10年来，霍岱珊以一个普通公民的力量，推动淮河治理为世人所关注，他对于环境与健康的前瞻式呼吁，也为现实所验证。他的参与验证了民间力量能够成为政府监管的重要补充。”

　　如今，这个愿望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他用获得的两笔共30万元环保奖金，为沙颍河沿岸的12个受污染村庄建好了生物净水处理站，让村民喝上了干净的饮用水。之前，因为临近沙颍河，这些村庄的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大多已不能饮用。

　　霍岱珊原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上世纪90年代，常年生活在沙颍河岸边的他发现，河水越来越黑，鱼虾、水草死亡，沿岸村民深受其害。为了查清污染源，1998年他辞去工作沿着沙颍河徒步摄影考察，沿途污染的情景触目惊心。霍岱珊忧虑，现在就这样了，将来会如何，难道子孙后代要一直生活在污水边？

　　霍岱珊不停地向媒体、政府部门举报沙颍河受污染的惨状，沿着整个淮河上下游办展览、做演讲，受众超过100万人次。他还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把民间力量组织起来一起监督企业排污。这个过程中，他多次遭人殴打，被人砸坏相机，甚至还接到匿名的威胁电话，但他没有妥协：“淮河水一日不清，我就一日不停止呼吁。”

　　2004年开始，霍岱珊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对污染受害者的医疗救助和清洁饮水项目上，几年共募集钱、物近200万元，累计救助患者200多名，为10多个村庄建好了生物净水站。

　　回首环保路，霍岱珊说：“我不是激进的环保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动者。我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环境好起来，努力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

　　霍岱珊时常感到对不起爱人和两个儿子。刚开始，家里人反对他，但看到老霍一个人辛苦地跑来跑去，还不断遭遇威胁，家人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霍岱珊清楚地记得，那是刚开始的一年，困难很多。有一次办展览，前一天晚上老霍和家人刚刚吵了一架，第二天他一个人倔强地拉着东西出去了。当他爬到电线杆上捆扎铁丝时，低头一看，原来妻子和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到了现场。大家都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干活。

　　霍岱珊说，本想这个事两三年就干完了，没想到“越陷越深”，一晃竟然干了十来年。

　　霍岱珊有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学美术设计，毕业后一个在东莞，另一个在郑州，两个人干得都还不错。但因为缺人手，霍岱珊最终让两个孩子都回到自己的身边，成了毫无报酬的环保志愿者，从“一个人的环保”变成了“一家人的环保”。

　　一群人的行动

　　3月27日，周六，郑州市京广路铁路局家属院，“自然之友河南小组”忙活起来了，他们在社区内办展览，发宣传资料，推广“垃圾分类回收”理念。这次活动是他们近期的重点，此前，这个环保小组已在郑州组织了“无塑料袋日”、“夏至关灯日”、“低碳出行”等多个环保活动。

　　从2005年7月开始，“自然之友”这个中国大型民间公益环保组织在河南生根发芽，一群城市白领加入了进来，为环保鼓与呼。

　　“自然之友呼吁人们关注低碳节能、关注气候变化；启蒙、教育和鼓励大家从身边小事做起，身体力行，为环保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自然之友河南小组组长崔晟说。崔晟是郑州四十七中的一名教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电视上有关环保的一个专题片。“从此我就和环保结缘了。”崔晟说。

　　崔晟说自己不喝酒、不吸烟，也没有其他的爱好，业余时间都花在环保工作上了。在家里，崔晟也身体力行，把马桶的水闸关了，这样，冲厕所只能用洗菜和洗衣服的水。“空喊口号没意义，我们这些人都是行动派，从自己做起，用行动感染更多的人。”崔晟说。3月27日中午，团队成员AA制午餐，记者看到，他们各自有随身携带的水杯、自带的筷子，有车的也不开车。

　　“大家都有工作，只能用业余时间、节假日忙环保，连陪孩子的时间也少了很多。”崔晟说，回到家，他们是年轻的父母，投入工作，他们就是环保卫士。如今的自然之友河南小组有会员70多人，志愿者200多人。

　　杨晓静家的三个塑料桶内装的是果皮、剩菜这些厨房垃圾，不同的是，桶内养着一条条红褐色肉乎乎的蚯蚓。“蚯蚓能把这些垃圾都吃掉，然后分解，变成有机肥。在日本，这种处理办法很流行。”杨晓静说，从半年的实践来看，蚯蚓确实是处理垃圾的能手，如果整个社区都能因地制宜地养蚯蚓处理生活垃圾，一半的生活垃圾可以就地处理消化。这天他们来到铁路局家属院，就是想让居民也试试她这个办法，把垃圾分类处理。

　　团队成员姚卫华正在组织一个绿色消费联盟，倡导城市居民绿色消费；王芳和一批环保志愿者对郑州的古树进行调查走访和登记，准备把这些古树登记在册，建立一个古树保护网络；李晓莉则定期到乡村小学开展环境教育……

　　“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事情也许很小，但如果人人都能从小事做起，将会产生巨大的环保推动力量。”自然之友河南小组的环保人说。

　　更多人的参与

　　在河南，还有一批像霍岱珊、自然之友河南小组那样常年坚守的环保人。他们平凡普通，但都有一个伟大的追求——希望我们的家园好起来。他们希望通过行动，让环保意识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田桂荣本是新乡一名农村妇女，后在城里做电池生意。1999年，田桂荣看到报纸上说，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使用价值；一粒纽扣电池，能污染60万升水，够一个人用一辈子。看到这里，田桂荣惊呆了！因为她是卖电池的，光从她手里就卖出过数不清的电池。如果把这些旧电池扔进地里或水里，那得造成多大的污染！

　　田桂荣坐不住了。从那一刻起，她就决定，把废旧电池收起来。田桂荣立即找人印了一万张宣传单，做了3000面环保小旗，制作了上百个废旧电池回收箱，大张旗鼓地搞起了环保宣传。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十年来，她先后投入20多万元，自费回收废旧电池六七十吨，还创办了第一个农民环保网站，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农民创办的环保志愿者协会。获得过“保护母亲河奖”、“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等大小数十个奖项。

　　同是新乡人的宋克明，2002年创办黄河流域第一家公益环保组织“绿色未来环境保护协会”，2003年至2005年在黄河滩区湿地建立6个鸟类保护站，近十年来坚持不懈自筹资金为家乡的环保事业奔忙。荣获过“地球奖”、“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奖”等环保大奖。

　　叶榄，信阳乡下的一个青年。1997年，叶榄发起了以“人人环保，时时环保”为主题的“绿色希望行”活动。从此，踏上了环保宣传考察之旅。其间，他骑游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程14．6万余公里，为1300多所学校百万名中小学师生宣讲环保教育，传递环保理念，倡导绿色文明的生活方式。叶榄获得过“地球奖”和“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等荣誉。③12

　　红旗渠精神

　　代代相传

　　20 世纪60 年代，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河南林州（原林县）人民凭着“重新安排山河”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逢山凿洞，遇沟架桥，苦战十个春秋建成了“生命之渠”红旗渠，渠线纵横1500多公里，被誉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迹”。

　　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红旗渠的成功修建，成就了代代传承的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立足本地条件、依靠自己力量的自力更生精神，战天斗地、百折不挠的艰苦创业精神，顾全大局、齐心协力的团结协作精神，不计报酬、不怕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充分体现了林县人民在修建红旗渠过程中表现出的优秀品质，构成了红旗渠精神的基本内容。

　　红旗渠是党和人民刻在太行山岩上的一座丰碑，红旗渠精神是林州人民的传家宝。改革开放以来，林州人民不断赋予红旗渠精神新的内涵，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谱写着与时俱进的时代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