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粹庭对豫剧进行“全方位都市化”改革，又创编七出大戏，开豫剧创作一代新风。新戏一出，即轰动开封，海报一出，戏票即被抢空。例如，苏筠仙（即名诗人苏金伞）毕业于开封第一师范，是戏迷，曾在《河南民报》头版发表《女贞花》评述，讲自己为看此戏“曾三次提前一天去购票，都买不到。最后总算临时凑了个座儿，得观全剧”。

　　《河南民报》等重要报纸，为“樊戏”发预告发消息发花絮，还发连载的长篇评论，一时间“樊戏”成为重磅新闻、文娱焦点。

　　樊粹庭“豫剧都市化”改革，成效是显著的。苏筠仙在《河南民报》发文道：“平常一般人认为鄙俗粗俚不堪入耳的土调儿，现在竟成全城如狂、万人争道的高尚娱乐，妇人孺子引车卖浆者流固无论矣，即在上层社会的乐园里生活惯了的人，亦改变了一向鄙弃的观念，而去整晚坐在那里欣赏这地道的声乐，此即显著的效果。”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在豫剧都市化的活动中，还存在另一股重要力量，这就是经王镇南、史树明、张福先等共同筹划，于1937年初成立的以常香玉为首的豫剧表演、学术单位‘中州戏曲研究社’。它通过改编创作新剧目，改革声腔和表演艺术，使豫西调和祥符调结合，在豫剧都市化中作出了突出贡献。”河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郭光宇著文道。王镇南，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年长于樊粹庭，和樊同为当时剧坛领袖。王镇南与史树明合编古装戏《西厢》与《哭长城》，王镇南还创作了反映抗战的现代戏《打土地》，均由常香玉主演，反响强烈。

　　苏筠仙曾著文称：“樊粹庭除了专门给陈素真编戏，辅导陈素真提高表演艺术水平外，对初到开封的常香玉也大加赞赏，十分推崇，一点不抱成见，这一点是十分难得的。他向我推荐常香玉，夸奖她演戏了不起，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去看了常香玉的演出。”

　　多股力量合流，豫剧在省会开封地位确立，标志着豫剧都市化的成功及豫剧新纪元的开始。

　　因人设戏打造“豫剧皇后”

　　樊陈合作，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京剧“四大名旦”及其身边的文人圈子。

　　民国初期，北京文人和艺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除了诗酒之会，还有文化上的合作。齐如山和梅兰芳有长达20余年的合作，齐帮梅创作新戏和改进旧戏，交际、宣传、办学等。另外三位名旦也都和文人形成了亦师亦友的新关系。这种关系，1937年前形成了高潮，之前没有过，之后也不再有了。这种关系的重要，名票苏少卿曾说：“观四子师友之多少，亦断其事功矣。”意思是四大名旦成就大小，很大程度决定于他们身边那个文人圈子。

　　1935年的开封，樊陈合作，也成就了豫剧史上的一段佳话。陈素真在回忆录《情系舞台》中称：“樊先生遇到我这个演员，使他发挥出了他的编导和改革豫剧的才智、能力。我有了樊先生的指导帮助，使我这个天生戏子命的演员，更能发挥我这天赐的能力了。”“由于樊先生的编导和创办的剧团，把我的表演艺术推向了高峰。在艺术方面，樊先生和我的合作，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戏剧家田汉1957年称赞：“樊陈的通力合作，为戏曲创作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

　　两人合作，樊粹庭是“因人设戏”。

　　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石磊认为：“如果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的西方戏剧是以导演为中心的体系，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则是以演员为中心。20世纪20至40年代，‘因人设戏’在京剧发展中大量采用，各流派创始人都有自己的代表剧目，甚至独有剧目。”

　　比如齐如山为梅兰芳创编《嫦娥奔月》、《天女散花》等一批古装戏，为梅派艺术创立奠定了基础。其后陆续编写的《凤还巢》、《洛神》等，也都是为梅氏量身定做。专为尚小云编写剧本的是名士爱新觉罗·溥绪，创编了《红绡》、《林四娘》等。专为荀慧生编写新戏的陈墨香，编写了《平儿》、《香菱》、《红楼二尤》等。为程砚秋编写新戏的则有三人，前期有罗瘿公，中期金钟荪，后期翁偶虹，诞生了《梨花记》、《荒山泪》、《锁麟囊》等。因人设戏很好地促进京剧的发展，也直接影响观众审美方式和审美情趣。再熟剧目，名角出演，观众仍会冲“角儿”去，如痴如醉。

　　樊粹庭七出大戏，是为陈素真“量身定做”，“我编这些戏，都是尽量照顾陈素真之所长，唯恐埋没了她的才华。”樊粹庭道。

　　樊粹庭的处女作是《凌云志》，这是一出闺门旦戏，是喜剧。第二出《义烈风》，是悲剧青衣戏。两出戏一悲一喜，前后上演，效果很好。第三出戏《三拂袖》一上演，观众开始称陈素真为“豫剧皇后”了。因为陈素真在戏里，先是闺门旦，然后是刀马旦、武生、扇子生，最后恢复闺门旦，唱念做打四重，将陈素真的潜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樊粹庭在剧团全体大会上讲：“我实在服了大姑娘（剧团内对陈的尊称）了，真是天才，天才！”

　　因为第三出戏《三拂袖》演得太累，樊为陈专门编了个歇工戏《柳绿云》。到了第五出戏《宵壤恨》时，又是个唱做极重的大悲剧。第六出戏《涤耻血》，是唱念做打四重戏，第七出戏《女贞花》是唱念做三重的文戏。“这些戏是1935年春到1936年春编导出来的。樊先生是杰出剧作家，他给我编的戏，没有一出是偏重于一面的，我也讨厌那死唱、傻唱、狠唱的戏。”陈素真回忆道。

　　七出大戏，也为豫剧由外八角（男角色为主的剧目）向女性为主角的角色位置转换，作了突出贡献。七个剧本中，有四个都不再是中国戏曲传统的团圆结局，《宵壤恨》、《义烈风》、《涤耻血》更是大悲剧，说明了樊先生受西方文化影响和敢领风气之先勇于创新的精神，自然也有利于豫剧的都市化。

　　“因人设戏”，陈素真声名鹊起。程砚秋先生特意去豫声剧院看《义烈风》，给陈素真写了“清萍白璧原无价，海马云龙自不群。”的题词。尚小云先生要走了《涤耻血》剧本，改为《绿衣女侠》，上演于京津沪一线城市。乡野土戏被京剧大师们青睐，足见豫剧魅力。上海百代为陈素真灌唱片，这是上海文化人主动宣传豫剧，足见“因人设戏”的成功。

　　“因演成剧”成就“樊戏”辉煌

　　两人合作，陈素真是“因演成剧”。事实上，陈素真遇到樊粹庭之前已经成名。樊粹庭以初登梨园的一介书生，写的第一批剧本便能一鸣惊人，这和陈素真的杰出表演绝对分不开。

　　第一批“樊戏”，经过陈素真的演绎，又呈现出何等精彩呢？

　　《凌云志》是喜剧，陈素真演桂芳，她一边簸米一边思念丈夫，忽听丈夫考取功名的消息，陈素真先是一个惊喜若呆的停顿，脸上现出似笑非笑的甜美表情，簸箕中的小米，随双手慢慢下垂缓缓流出，米将撒尽，如梦方醒。此处表演用了真米，效果之强，远非虚拟表演可比。

　　1935年11月22日，《宵壤恨》公演，演的是贫女邵巧云被富家子所害的悲惨故事，成为陈素真“演出悲剧中的冠军”。她的表演被文化人、戏剧界名流郑剑西评论为“其人殆富于情感，故善悲剧。殆富于天才，故频笔入神，真可人儿也”。“扮相端雅，嗓音清圆，字字如耳，曲中偶运巧腔，所谓迟声以媚者……山陕梆子颇近肃杀。（陈素真）和平中正，真中州之音也。至其表情细腻，处处可见聪明女郎之玲珑心窍……”

　　郑剑西对樊粹庭的编剧同样有极高评价：“为纯粹悲剧，情节安排，一路针黹综合，既有章法又甚浑成。发情止礼，剪毁亦好，布局缜密，绘影绘声。”对于悲剧结局，他评价道：“含恨千古，实出意外，又见组织之功。遗响空山，有余不尽，然已博得观众无数热泪，妙已。”如此编剧，加上陈素真的精妙表演，可见两人艺术配合，妙到峰巅。

　　《涤耻血》1936年3月18日公演，是武戏，写的是宋代民众抵抗金兵南侵，反对投降。因“命意正大，在国难中尤为对症之药”，上演时“全场几皆为之动容。”3月26日起，《河南民报》发表郑剑西评论：“陈素真道白清新异常，表演惟妙惟肖。”

　　《涤耻血》一经陈素真的精彩演绎，变成经典名剧。在开封演出时，孙殿英曾被“感动”得跳上台去发表演说“不学剧中刘豫卖国求荣”。“七七”事变后，开封沦陷，剧团离汴西行，一路募捐义演《涤耻血》等剧，陈素真曾在洛阳义演八九个月，凭《涤耻血》，“得了好多大花篮和锦标”。到西安头场戏仍是它，陈素真“打了个四面开花”。

　　继陈素真之后，许多演员包括台湾飞马豫剧团“豫剧皇后”张岫云都反复搬演此剧。据台湾安阳籍“立法委员”张金鉴著文：“1953年，张岫云曾为蒋氏夫妇演出此剧，蒋氏夫妇连连称好，蒋说：‘豫剧是最富教育之剧种’。从《涤耻血》始，蒋介石包括他的儿子经国先生，经常邀剧团去演出，父子与豫剧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台被传为美谈。”

　　《女贞花》是唱念做三重的文戏，于1936年7月公映，同样大受欢迎。《河南民报》登苏筠仙的评价文章：“该剧按以前所编诸剧，尤为成功，结构之严谨，穿插之巧妙，场面之简洁，均较其他诸剧为佳……”

　　樊粹庭的好友吕宜园曾问他：“你编的戏，你认为哪出最好？”樊回答：“《女贞花》是得意之作，你不可不看。”

　　而演出《女贞花》的陈素真，“完全脱离粗俗村陋的表现，眉的一颦，头的一垂，身的一侧，颐的一解，袖的一拂，俱有来历，博得四座不绝的掌声。”《河南民报》发表评论道。

　　1935年，樊陈合作，不仅成就了豫剧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为戏曲创作开辟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尤其是樊粹庭为陈素真“量身定做”七出大戏，经过陈素真的精彩演绎，充分展现出豫剧的魅力，并成为经典名剧。图为陈素真在《涤耻血》中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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