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记者 陈东升 法制日报通讯员 孙自鸣

　　5月4日晚10点多，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葭沚大转盘中心花园草坪上，坐着3个年轻人。这是他们常聚在一起谈心的地方。不过，这一次，李鑫(星子)从家里带来了一袋特别的东西，三人相约服下。药性发作了，阿友疼痛难耐，拨通了120急救电话。

　　晚上11点16分，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其中2人已经昏迷。三人身边放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是白色结晶物，约500克，塑料袋上标着亚硝酸钠。

　　“这分明是寻死啊。”台州市中医院接诊医生姚惠芳说，她们到达现场后，陈建瞳孔散大，心跳已停止；星子被送医院抢救无效，次日凌晨死亡；只有服药量最少的阿友脱离了生命危险。在心理医生的辅导下，阿友目前情绪稳定。

　　他们都很年轻，陈建21岁，阿友、星子19岁，三人从小跟随父母从老家四川来到台州，读完民工子弟学校，留在台州，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其中陈建与阿友系堂兄弟关系。

　　因为没有遗书，他们的自杀，让悲痛的父母不知所措。阿友的父母表示，“没打骂过孩子，事前也丝毫没觉察到什么”。

　　对这起非正常死亡事件，当地警方随后介入调查。葭沚派出所副所长王杰敏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初步判定这是一起通过QQ、手机相约集体自杀的案件。

　　这几个年轻人每天都挂着QQ，在QQ上发布心情。查阅阿友和陈建以前的QQ空间记录，多次表达了“好累，活着没意思，不想活了”的话语。而这样的情绪变化，即便是QQ好友也很难留意到，更别说他们不会上网的父母了。

　　父母忙生计忽略其身心健康

　　他们的境遇相似，都曾怀揣梦想。而他们的青春记忆，却带着苦涩和残酷。

　　阿友10岁跟着父母来到台州，读职业学校，初二就辍学了。他说，本来想去读的，但没考上六中。陈建来得稍晚，也在职业学校读过书。三人都没考上理想的学校，早早辍学后经常在一起玩。

　　相约自杀前，陈建正在学厨艺，阿友学美发，星子送外卖。

　　记者了解到，星子爸妈在葭沚街上卖猪头肉。陈建的爸爸在船厂当个小包工头，妈妈蹬三轮车。阿友的爸爸打零工为生，50元一天，妈妈踩缝纫机。

　　阿友说，以前他读书时，爸爸没有工作，妈妈上班的工资只够维持生活。记者看到，阿友家租住的农民房低矮、破旧、狭小；星子家楼上住人，楼下加工猪头肉，环境很差。

　　父母忙着打工，不怎么跟他们交流。他们有事情也不跟父母说，经常在外面一玩好几天都不回家。阿友说，星子的继父经常打星子，自己的爸爸前几年老是不出去工作，就知道在外面打牌喝酒，小时候放学回家，总是听到大人吵架。

　　事发后，台州市中心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杨伯泉医师与阿友QQ聊天后发现，阿友对生命认知存在偏差，也表现出青春期少年典型的心理状况：单纯、冲动、迷茫。事发后，阿友非常内疚，表现出一种抑郁病症，坚持说那边是天堂。杨伯泉告诉他没有天堂，人死不能复生。

　　杨伯泉表示，将继续和阿友保持联系，为其提供心理援助。他认为，阿友的情况，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许多心理问题，急需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这一群体普遍面对的境况是，背井离乡，人际关系缺乏，家境贫寒，生活中遇到很多的困难。他们非常需要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

　　“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外界的诱惑较大，如果再加上家庭暴力或者冷暴力，很容易走上极端。”台州市立医院心理医生孙雅娜分析说，这次相约自杀的3个好朋友，都是由于父母忙于生计而忽略了他们的身心健康。现实中不如意，他们便沉浸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结果一步步走向绝路。

　　“近年来在青少年中出现网络自杀圈。”孙雅娜分析说，不少自杀的青少年，都是通过网络走到一起的。工作不顺、爱情受挫、经济不独立、看不到未来，这些都是促使他们不想活的因素。其实许多人并不是真心求死，但一旦有人提出具体实施计划，便会促使他们下决心自杀。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上升明显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专家杨建华教授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新生代农民工有如下特点：

　　一、户籍在农村，却不了解农村也不喜欢农村；长期生活在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无法融入城市，游走于城市边缘，既被城市边缘化也被农村边缘化，无明显身份。

　　二、非常向往和渴望成为城市人，却被城市排斥；企望过上安稳的生活却享受不到诸如医疗卫生、读书就业、住房交通等公共福利，无法实现内心梦想而非常矛盾，充满压抑和酸楚，在某种不特定因素的刺激下会以剧烈方式爆发极端行为。

　　三、由于生活的巨大压力且没有受到良好和完整的教育，又处于当前资讯极其丰富广泛、传播方式极为迅猛快捷的时代，经常处于玩事不恭、游戏人生的状态。

　　“不仅是玩世不恭，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暴力犯罪也呈明显上升趋势。”浙江省十里坪监狱政委蔡俊豪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十里坪监狱对最近5年入监服刑罪犯进行过调查统计，新生代农民工服刑人员实施暴力犯罪和团伙犯罪占当年新入监服刑人员的一半以上，有些年份竟占到七成以上。通过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教育缺失、社会不良环境影响、生活压力催化。

　　 尽快让农民工融入社会主流

　　“要不断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制宣传力度。”浙江省普法办副主任秦小平说，经过20多年努力，社会各个层次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对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仍然是薄弱环节。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健康成长，法律不能缺位。”浙江工商大学当代浙江研究所所长王志邦教授建议，当前，一要改革户籍制度，努力消除农民工的身份限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消除农民工的身份限制，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二要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要坚决消除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政策，补充和完善保护其“国民待遇”和合法权益的条款。针对农民工目前依法维权能力较弱的情况，要动员各有关方面，开展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帮助他们维护合法权益。

　　王志邦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政府各部门要共同协作，优化社会环境，加强社会管理，合理分配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使其安居乐业，尽快融入社会主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