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严惩“毒工厂”负责人和其背后的“保护伞”，不但难以平息公众与受害者的愤怒，也无法达到“杀一儆百”的惩戒目的，政府的公信力也要被“污染”掉。

　　河南省封丘县黄河化工有限公司2008年年底被勒令停产，然而自今年3月起又开始违法生产甲醇。5月7日，封丘县政府下发红头文件，组建领导小组为该工厂正常生产“保驾护航”。一名县政府干部表示县政府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真实用意是“防止老百姓告状”(5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见过太多的“毒工厂”新闻，但没有见过公权力“组团”明目张胆为“毒工厂”保驾的。这一现象说明，尽管国家重拳打击环境污染，但“毒工厂”依然有抬头之势。如果不严惩这些“毒工厂”负责人和其背后的“保护伞”，我以为不但难以平息公众与受害者的愤怒，也无法达到“杀一儆百”的惩戒目的，政府的公信力也要被“污染”掉。

　　诸多环境污染事件揭示的第一个问题是，环境污染消灭不掉，原因在于地方GDP、官员政绩需要“毒工厂”，但官员们只看到“毒工厂”创造的经济效益，却没看到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民生伤口。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环境污染的好处由官员得了，而损失却由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来承担。

　　封丘县主要领导“组团”为“毒工厂”保驾，图的就是集体政绩。如果说，个别官员为“毒工厂” 当“保护伞”相当可怕，那么官员集体充当“保护伞”就相当恐怖了：这种恐怖不仅表现为“毒工厂”的污染，更表现为公权力异化——异化的公权力无疑就是公共利益的敌人。

　　污染事件揭示的第二个问题是，“毒工厂”的存在有腐败基因。 也就是说，“毒工厂”的存在，不但为官员集体政绩“输血”，而且还为某些实权人物的个人口袋贡献着银子。进而言之，官员腐败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仅就环保系统而言，近年来有不少官员因为腐败而倒掉。

　　再来看封丘的污染事件。这个“毒工厂”的存在明显与腐败有关。封丘县原县委书记李荫奎与“毒工厂”承包人黄金慈有着不一般的关系，将净资产1亿多元的企业以300万元转让，所以李荫奎有了落马的下场。但李荫奎落马后“毒工厂”依然“制毒”，给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是不是在封丘县还有别的实权人物也涉及腐败？

　　污染事件揭示的第三个问题是，环保执法力量对污染源缺乏毁灭性打击。甚至，不少环保部门不是环境“保护神”，而是污染源的“保护神”。

　　我们要看到，每一起重大污染事件背后，都是普通民众在表达愤怒，在到处求救，从国家环保部到省市环保部门都有受害者的足迹。而封丘这一污染事件，无论是受害者在监管部门屈膝下跪，还是用900个红手印表达愤怒，其实都是对环保监管不力的一种控诉，不知道有关部门是否从中读懂了自己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