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于泽

　　河南商丘农民赵作海被控杀害同村村民赵振裳，十多年后“被害人”一朝归来，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刑讯逼供的“杰作”。我国的司法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有我有。公检法相互制约，无罪推定原则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疑罪从无”渐渐形成共识，名律师也可以在法庭上把“死人”辩活。从理论上讲，案件从侦查到审判，只要其中一个环节严格依法办事，任何冤假错案都是可以避免的。

　　但在赵作海一案中，赵作海在检察院多次翻供，检察院也把案件退回警方补充侦查，而赵作海一返回侦查环节，他面对的就是毒打，据刚刚出狱的他说，他当年都怀疑自己会被打死。因此赵作海选择了认罪，可以说参与了“证据”的编造。制度的设计，还不足以避免刑讯逼供。

　　要避免刑讯逼供，有必要设立嫌疑人的沉默权，也就是影视剧里警察经常说的那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但一旦设立沉默权，意味着坏人可以保守自己的秘密，不用再“坦白”，也不再有“坦白从宽”了。这又意味着，刑侦人员必须自力更生，自己想方设法找证据，以证明嫌疑人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

　　可以说，警方目前还缺乏这种自力更生的能力，因为他们长期依赖嫌疑人的坦白交代，这种依赖性限制了其专业能力的发展。

　　在电视、电视剧、小说里，公众倒是经常看到“有关方面”是如何“办铁案”的。去年谍战片盛行，通常我方已经查出敌特、内鬼，甚至有人亲见敌特杀人，而我方领导总是说“不要打草惊蛇”，他要让敌特自我暴露得更彻底。甚至在《神探狄仁杰》里，狄仁杰也从不动用“国家机器”，他总是在坏人毫无所觉的情况下展开侦查，搜集罪证，然后在坏人面前公开说破，让他们心服口服。这是折射出我们的一种理想。

　　但在现实生活中，警方过度依赖经验判断、审讯和口供，他们的光芒常常闪耀在审讯中。媒体总是报道说，警方如何攻心，使坏人“心理防线崩溃”，“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对此我们已经耳熟能详。把被怀疑的人抓起来，采取攻心、疲劳战术、刑讯的办法，撬开他们的口，可以缩短办案时间，节约投入的人力财力。这有点像审判中的“简易程序”，我们不妨称之为刑侦中的“简易程序”。

　　刑侦中的“简易程序”有其历史的沿革，以前警方能够调动的资源有限，刑侦技术不发达，让坏人自己交代自己的罪行，省心省事省力。古代官府审案，不分被告原告先打一阵“杀威棒”，正是寄希望于他们“凭良心”坦白交代。即使现代，案子不论大小，通通撇开疑犯，而派人进行外围侦查，未免费钱、耗时、费力。

　　在一个公民权利受到尊重的体制下，嫌疑人有权沉默，而且在讼诉程序中，律师会攻击检方任何证据上的弱点，使检方功亏一篑，警方必须拿出“铁证”。而中国人天性老实本分，很容易在刑侦中自供，在讼诉中也很少采取对抗姿态。警方稍微“攻心”或者吓唬一下，嫌疑人就竹筒倒豆子了，这使得专业能力与刑侦技术几乎成为多余。

　　但确立沉默权是大势所趋，它是保障基本人权的需要，我们不能因为警方专业能力不足，就让他们继续躺在“坦白交代”上睡大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