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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扩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顾问邹德慈在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指出，中国每年1亿多进城打工的农民，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钟摆式移民”。中国大量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口，这是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5月12日中国新闻网)。

　　实际上，农民工这一名词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从字面上就可以一见城乡分化的延续性之端倪。农民工干的是工人的活，身份却仍然烙印上“农民”两字。大量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城市，他们只能奔波于城乡之间，流动于各个城市。如果对这样的场景没有现场感，不妨联想一下每年春运的壮观场面：候鸟式的农民工如蚂蚁一般涌向火车站回家过年。但是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制度性歧视。这不仅是指户籍制度的僵化造成实质的城乡分化，还在于收入分配制度上存在的内外有别。

　　所谓城市化，简单点说就是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但现实情况是城市化往往仅仅表现在城市本身的现代化、建筑化和社会资源地区性的高度集中与垄断，以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来替代城市化。现实中并不是农民工不愿意融入城市，而是城市一而再、再而三排斥他们，或是将农民工对城市的冲击想像得很可怕，或是在户籍门槛上定下过多限制，而且每一次的理由都那么冠冕堂皇。

　　就具体原因来说，首当其冲的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户籍制度。当然，户籍制度改革的真正困难之处，并不在于该制度本身，而在于附着在该制度之上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在一系列的支撑制度中，社会保障、就业和教育是附着在户口身上最大的“三座大山”。有专家曾经指出，真正融入城市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要通过代际的传递才可能实现，这当中实现的渠道最重要的就是教育。著名学者孙立平也提出，可以设想一种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为突破口的制度设计，通过教育的作用促进以代际传递为模式的城市融入进程。

　　另一个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深层次因素，是中高端劳动力市场与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相差悬殊。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往往都处在低端和次级层面上，生活费用决定了即使是在户籍制度上解决了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制度障碍，但他们也难以靠自己收入承担起城市中的生活费用。所以，需要解决的除了户籍问题外，还有如何能够使如农民工这样的流动人口真正被纳入到社会保障制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