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加、德、日记者 陶短房 青木 孙秀萍 蒋丰 ●本报记者 段聪聪 ●杨一峰 陈一 柳玉鹏

　　富士康员工一日“N连跳”的传闻将27日中国社会的表情最终定格在错愕上。从12到16，“富士康究竟跳了多少个”成为当日最让中国人痛心的一道数学题。伴随着疑惑与反思的情绪，一场围绕人的精神前所未有的大争论在中国兴起，它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关怀甚至让Q国家发展、经济进步这些以往中国社会不可动摇的目标发生了晃动。27日，事件中的诸多主角悉数受到了拷问：富士康刻板的半军事化管理、新一代农民工脆弱的心理承受力、建立于廉价人力成本之上的“世界工厂”模式，以及媒体“有跳必报”的跟风炒作通通被推上被告席。国际媒体则将最大范围的关注投向这场中国大争论，他们不仅想弄清楚富士康发生了什么，更想搞明白中国在发生着什么。

　　 “富士康面临空前拷问”

　　富士康员工今年的第12跳就发生在其董事长郭台铭26日就“11连跳”道歉短短几小时后，这被许多媒体视为对郭台铭的一种讽刺。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7日一天内，中国互联网上传出的连跳数字从12激增至16，甚至出现了“双人跳”这样耸动的传闻，富士康随后否认出现“第13跳”，但承认当日有员工企图割腕自杀。有中国学者感慨说，“媒体改标题的速度已跟不上富士康员工跳楼的速度”。

　　27日，多家国际媒体报道了全球三大IT公司苹果、惠普和戴尔宣布对富士康的工作条件进行调查的消息，世界对中国劳工状况的关注随之达到近年来的顶点。法国《费加罗报》说，员工跳楼的持续重演将迫使更多国际电子集团调查富士康，因为任何一个国际品牌都不希望自己的产品沾染上“血汗工厂”的污点。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形容说，自杀事件正使富士康这一亚洲制造业巨头面临空前拷问。

　　“从幼儿园伤人案到富士康自杀事件，是什么引发了中国的致命疯狂？”前英国驻华外交官蒂姆•克拉德26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认为，两者可怕的共同点在于事件的重复性：所有的自杀方式都是从顶楼跳下，自杀者年龄都小于25岁，“一次自杀扣动了另一次自杀的扳机”。克拉德说，中国就像一个超高速工业发展的实验场，但人性因素被忽略了，在富士康，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机器的一部分。

　　透过富士康看中国，这是连日来国际媒体的共同视角。《华尔街日报》说，富士康悲剧是中国现阶段依靠外资、廉价劳动力和加工贸易出口这一经济模式的悲剧缩影，虽然这一经济模式有其合理性，也是中国通过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的捷径，但其后果是对劳动力权利和保证的漠视，把劳动力物化为机器和追求企业效率的工具。《金融时报》则将此形容为“中国长期梦想的阴暗面”，称中国的农民工经常被社会现实所刺痛。《爱尔兰时报》26日说，快速上升的自杀率是中国为其经济快速发展付出的代价。由于跳楼者大多是80后、90后这些中国年轻劳动力主力军，这一事件更应引起整个社会的警觉，企业、政府和社会都该更多关心这些年轻人的精神危机。

　　国际媒体上也有替富士康说话的声音。美国《旧金山纪事报》26日说，富士康事件无疑是个悲剧，但我们也应该清楚，深圳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比例并不算高，比美国50个州的自杀率都要低，比如人口51万的怀俄明州，那里没有任何血汗工厂，但每10万人中有22.6人自杀。法新社27日说，富士康已经明显加大了反自杀力度。1

　　 “N连跳”在中国引发争论

　　与外界对富士康事件的反应相比，中国国内对此事的批判激烈得多，“人间悲剧”、“中国现代化需要恶补尊严课”等最严厉的语言都被人们用来表达激动的情绪。

　　27日，有国内媒体将富士康事件称为“世界工厂之痛”，认为围绕自杀事件一个月来剧烈的舆论风暴已经引发了对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的反思。还有经济学者言辞激烈地表示，富士康跳楼事件是GDP惹的祸。该学者说，富士康连跳事件显示以政府主导、单纯追求GDP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冷酷面，中国需要从教科书开始，全面强化人文价值。但也有中国学者刊文质疑有人在背后故意传播“更多跳”的传言，人为制造人间悲剧，意在激起人们对改革开放道路的失望情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伟文对《环球时报》说，富士康事件确实值得反思，但这更多应该从富士康内部找原因，而无关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中国高密度加工企业不止富士康一家，纺织、彩电加工等行业都有不少类似企业，但出事的只有富士康。

　　有中国媒体援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的话说，富士康员工中80后、90后占到了85%，其内部半军事化管理的军队文化不适合管理这些新一代员工。

　　面对这群轻生的年轻人，中国社会出现的“劝阻声”和“指责声”几乎同样激烈。理解他们痛苦的人说，他们有着比父辈更多的期待，却遇到毫无改变的现实，最终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彻底迷失。批评者则认为他们对生命和家人不够负责。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人理应受到最大程度的关爱，这一次的富士康事件使这种关爱受到了更大的激发。需要看到的是中国的劳动力正在发生巨大变化，80后、90后的新一代劳动者视野更宽，期待更多，但承受力却不如他们的父辈。他说，发展不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但发展要想不流汗也是不可能的，年轻人在拥有更多梦想的同时也要承担艰辛，应该看到在现代工厂，一滴血都不能流，但期望完全不流汗也是不可能的。张颐武说，中国不能超越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最大限度地关爱每一个劳动者是最重要的，但不可能只提高福利没有高速发展。如果福利提高过快而没有经济基础，社会将难以负担。如何在中国年轻人正当的福利要求和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之间找到平衡，是中国当前的一个挑战。

　　日产汽车公司一名退休工人27日与《环球时报》记者谈起富士康事件时说，“中国年轻人是不是不爱干又脏、又累、又苦的工作了？这样的工作我干了一辈子，加班是常事，唯一的放松就是喝酒，也就这么挺过来了。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已经不愿再像我们当年那样苦了，他们有更高的要求，我想中国的年轻人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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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潮”成大企业困局

　　在26日发表道歉声明时，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曾向媒体三鞠躬，请求媒体不要在报道中使用“下一跳”的说法。此次“连环跳”事件暴露出的媒体对跳楼数字的狂热追逐也成了受人诟病的对象。有资深媒体人批评说，媒体不应该“有跳必报”，这种渲染或许从侧面刺激了自杀事件的激增。

　　为了证明自己开办的不是血汗工厂，郭台铭26日罕见地打开大门，让境内外媒体参观曾经被视为神秘禁地的深圳富士康厂区。面对媒体，他多次强调管理43万工人的不易，路透社将此举称为一场“宣传战”。然而一些媒体虽然承认深圳富士康在硬件上并非“血汗工厂”，但认为苛刻的半军事化管理和重复性劳动让这里像一座“精神血汗工厂”，英国《每日电讯报》驻京记者摩尔在其“为什么富士康不能阻止自杀”的文章中说，郭台铭开放厂区是迫于压力之举，他个人并不同情富士康，因为这个公司一直就有欺凌工人的恶名。

　　摩尔在文中也提到了富士康的难处，他说，该公司现在给每个跳楼受害者提供11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这其实是个两难，这笔钱对其他感到绝望却又觉得有责任回报父母的富士康员工是个激励，让他们觉得有了这笔钱，就可以用自杀给父母换取足以改变生活的赔偿金，从而刺激更多人跳楼。可如果不给这笔赔偿，受害者家属和媒体又会指责富士康冷酷无情。

　　事实上，电子产品生产领域的群体性自杀潮富士康并非首例。法国电信公司在2008年至2009年间就有35人自杀，今年一季度又有11人自杀。法国媒体说，造成连环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不景气，这家需要改制的法国国有企业在3年内裁员2.2万人，加之公司管理层惯用高压手段管理，令员工情绪高度紧张和沮丧。德国《明星》周刊说，富士康事件并非亚洲企业的独特事件，也给西方企业提了醒。虽然德国迄今没有知名企业发生连环自杀事件，但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谁也无法彻底阻止员工压力大增这一情况的发生。有民意调查显示，35%的德国员工对未来感到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