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孩子将来能不能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家庭的努力，最终取决于社会环境是否公平公正。

　　□本报评论员张金岭

　　又到“六一”儿童节了。九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发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在鲁迅的时代，这是个问题，在现今的时代，这仍是个我们未必能回答好的问题。

　　再提这个问题，决不是庸人自扰。在今天，种种不公平竞争的结果正在被强加到孩子们身上，比如教育不公，机会不公，财富不公，等等，都在影响孩子们的现在和未来。一些看得见摸得着和看不见摸不着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正在挤压和扭曲着孩子们成长发展的空间。六一儿童节来临的时候，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送给孩子们的好礼物。还有什么比一个美好的未来更值得珍视呢？

　　现在，我们常常感叹孩子们的课业负担太重，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现在的学校教育，之所以把孩子搞得这么累，是多种原因促成的，家庭、学校和社会都有责任；压力表面上来自升学，其实，根本原因来自过度的、不公平的社会竞争，孩子们竞争的，其实是将来对社会资源的占有能力。谁都知道，成了社会精英，就能多占有社会资源，甚至能通吃各种资源。眼下一些这样的精英，正在发挥着巨大的社会示范效应，比如一位靠小品起家的明星，不但在演艺圈可以呼风唤雨，而且通吃着商界和政界的资源。相反，如果你只是个普通劳动者，生活水平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最终能不能得到提高，并不取决自己付出多少劳动，而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两者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生活质量相差巨大，做父母者，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有个好的将来呢？

　　孩子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一个家庭为孩子做了什么，能看出父母的眼光和价值观；一个社会为孩子做了什么，能看到一个国家的理性，看到一个民族的眼光。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孩子们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一个公平正义文明人道温情的世界，还是一个阶层分明的、纯利益交换的世界。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让社会竞争变得更公平，不能把竞争结果的差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那么这种社会资源的激烈竞争仍会继续下去，孩子们不但难以减轻压力，最终必将和他们的父辈一样，被竞争的社会分割为两个极端，在巨大的落差面前漠然对视。将来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如何弥合不同背景的孩子们之间那种巨大的文化和心理落差。

　　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简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只有改良社会，孩子们才可能有“合理的生活”。他说，中国人教育孩子时“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禁锢，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他说，其实“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这个道理，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思索。

　　一个家庭当然要为孩子未来的幸福创造条件，但一代人的总体幸福，则非靠国家不可，非靠社会不可。一个孩子将来能不能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家庭的努力，最终取决社会环境是否公平公正。继续追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有义务有责任为孩子们的当下和未来，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