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伟 著】

　　上期回放：

　　全军现役飞行员中，符合条件的总人数是1500多人，之后调阅这些人的全部档案，并作全面情况调研，确定886人参加初选。

　　1996年8月，我到现在所在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做特殊功能检查。这是个高难度的选拔，看你是不是天生具有做航天员所必须的“航天生理功能”。这种功能是航天员与普通人在身体上的本质区别，是个天然的门槛。

　　在检查中，很多设备仪器和方法都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做起来感觉相当痛苦。比如在离心机上飞速旋转，经受7倍于体重的超重，测试胸背向、头盆向的各种超重耐力；在压力试验舱，要仿照上升到5000米、10000米高空，5000米是为检查耳气压功能和低压缺氧耐力，10000米是为检查减压病的易感性；在旋转座椅和秋千上检查前庭功能，要进行下体负压、立位耐力、心理功能等测试。

　　当时体检的每一项，现在航天员也依然在训练。

　　为什么要检查这些方面呢？首先是确定你能不能承受这些特定考验，比如说你的心肺功能、代偿都是通过检查数据由专家来分析的。我们成为航天员之后进行训练也是为了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这种状态如何保持呢？一个要提高。通过一些反复的训练，掌握方法，身体通过一些训练的辅助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保持好。第二个就是通过训练把适应能力提高。像离心机上进行的超重耐力训练，我们要很好地保持训练效果，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我记得检查我们的时候，做的7Ｇ，我们后来训练都训练到8Ｇ，最大的峰值8．5Ｇ。训练是一个不断提高和不断保持状态的过程。

　　查完了，只剩下20人。60个人当中，我们第二批选上了15人，选拔成功率比较高。我、聂海胜和景海鹏都是这一批。

　　后来我知道，世界上选拔航天员的方式方法大致相同，当年苏联的加加林也经过类似的过程，先是从空军3000多人中分几个阶段进行选拔，从1959年开始到第二年的3月，俄罗斯共录取了20名航天员进行训练，直至1961年4月才选出其中的6名航天员准备飞行。

　　加加林在他的书中这样描述道：“除检查健康状况外，医生们在每一个人身上寻找是否有潜伏的缺陷或者肌体对典型航天因素耐力较低，对这种因素作用时的反应进行评论。他们借助一切可能的生化的、生理的、脑电的和心理的方法和特别的功能试验进行检查。在各种空气非常稀薄的压力舱内检查我们，在离心机上旋转我们，所有这一切用了几周时间，淘汰了不少同伴。”

　　1996年12月，我们结束了全部测试，却没有宣布结果，只是要我们回部队等待消息。那年只选12个，这意味着，我们20个人当中有8个还将被淘汰。

　　12月31日，航医所的领导、专家和我们一起迎接新年。在吃饭中间，时任航医所副总工程师的宿双宁和我互祝新年，他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嘱咐说：“回去不要喝酒，注意饮食卫生，保护好身体，千万别得传染病，还有，不要再参加有危险性的飞行课目训练，一点外伤都不能受。”我觉得这是一种关心，更是一种暗示，心里一下子有了底。

　　回到四川，我开始了等待，虽然事情似乎有了眉目，但这种无法确知最终结果的等待还是相当漫长的。我并没把日常训练放下，是出于“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如果能入选，那我的战斗机飞行员生涯就将结束，我将告别我的战机，我的部队，而那种累积了十几年的对飞机的留恋是难以割舍的；如果不能入选，仍要像以前一样继续我的飞行，良好的状态要每天保持。所以，作为团里的领航主任，我仍天天带着新飞行员训练，自己还飞行了150个小时。

　　而且那一年我们团的空靶、拖靶机基本上都是我飞的。

　　一周、一个月、两个月、几个月过去了，最后的消息仍没有公布。

　　其实，选拔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有关人员在对我们进行家访、政审，领导和专家们分别到20个飞行员所在的部队了解情况，还专门对飞行员的家族成员进行体检，询问父母及几代人的身体情况和有无遗传病史。到绥中调查时，对我的父母作了详细调查，也把亲戚们都排查了一遍。老家的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我在部队出了什么事。

　　下期预告：

　　1998年1月5日，12名中国航天员正式由空军移交给原国防科工委，并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原办公区举行了一个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