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念长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笔者在读大学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一所市属的职业大专院校——××职业大学。在那个年代参加过高考的人应该知道，评价一所中学高考升学率的最低标准是“省专线”。所谓的“省专”，也就是省属大专院校。以这个标准为参照，我们可以描述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两个等级体系。第一个体系是“官本位”的，形成“部属-省属-市属”这样一个阶梯；第二个体系是“学历本位”的，依次递降为“重点本科-一般本科-专科”。参照这两个体系，我身边的这所“市属大专院校”在人们看来是不入流的。

　　2001年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在一连串的改革与实验中发生了巨变。这种巨变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是官本位评价体系以及学历本位评价体系日趋庞杂和完善，随着一批“副部级”高校的出炉，中国公办高校进入了“副部级-厅级-副厅级”的升级竞争中，与此同时，各个高校的办学学历层次也是踊跃攀升。第二是商业资本纷纷介入中国高等教育，民办高校或准民办高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于中国高等教育的集市中。与众多的时代胜利者一样，我身边的这所职业大学在潮流涌进中博得出位，于2002年与市属的一所师范专科院校合并升级为“省属本科”层次的××学院。同时，外来商业资本开始与这所学院“联姻”，成立了一家相对独立于学校本部的、准民办性质的“××学院××××学院”。

　　××学院的“升级史”不过是中国高等院校在过去十年纷纷寻求升级的一个影子。整个零年代，中国所有大学都卷入了与××学院相似的升级模式中。但到了零年代后期，中国高等院校的这种竞争已经进入疲态。究其原因有两个：第一，官本位评价体系内的非淘汰式升级竞争，虽然让每所高校都欢喜而归，但水涨船高之后的冷静思考，让他们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一场空欢喜。以福建为例，2008年以前，全省只有厦门大学和福州大学是本科一批招生，但在2008年至2010年三年中，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林大学都挤入了本科一批招生体系，升级之后的结果是，每个高校的生源质量几乎是原地踏步。第二，各大公办高校虽然纷纷引进外部商业资本举办独立学院，但是这种以吸金为主旨的合作办学模式，无法被纳入官本位评价体系，他们被限定在本科二批以下层次招生，没有博士点、硕士点，不具备参与申报国家重大科研课题的平台和实力，因此也就无益于各大高校的竞争升级。

　　如何在现有的升级竞争模式中获得突破，已成中国各大高校深度焦虑的问题。在现行的教育管理体系下，这些高校的领导深知，唯有在官本位评价体系下勇攀高峰，才能在惨烈的竞争中博得出位。特别是那些处于“985”、“211”这两大国家钦定体系之外的本科高校，他们必须举全校之力，从本科二批升格为本科一批，从学士授予权升格为博、硕士授予权，从省市级教学科研平台升级为国家级教学科研平台，等等。如此无休止的升级竞争，需要规模庞大却无经济回报的货币投入，那些以货币利润为最高原则的商业资本，愿意卷入这场游戏吗？

　　几年前，一些富有雄心壮志的高校领导几乎异口同声地对外宣称，大学必须承担起三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所谓的“社会服务”，需要在特定的时代给予特定的解释，那就是大学向“市场社会”输出人力资源和转化科研成果，尤以科研成果转化为重点。大学领导们的那点心思，并不难被我们所理解。只有在这个特定时代提出服务社会的大学命题，才能增加知识资本与货币资本的胶合度，从而提高竞争力。在这个新思路的指导下，一些大学的升级竞赛又开始获得了重大突破。就在不久前，前述××学院吸纳了××集团高达数亿的巨额捐款，用于拓建公办性质的××学院×××商学院，并宣布引进一位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出任××学院×××商学院院长。

　　最让笔者感兴趣的是，这所新兴学院未见其形，就已公布招生计划：第一，旗下的“××试点班”纳入提前批招生，按本一批分数线录取；第二，×××商学院将从2010年开始，设立MBA、EMBM和国际EMBM等研究生教育项目。

　　请读者明鉴，笔者并无菲薄××学院之意，只是困惑于××学院的速度：从市属专科到省属本科再到本一批录取和研究生教育，这个跨越用了仅仅不到十年的时间，而很多老牌的本科院校数十年修炼尚无此功力。按照现行的高等教育评价标准，有关当局很清楚，××学院不具备本科一批招生资质，但在强力商业资本的助推之下，他们打出了“提前批招生、本科一批分数线录取”的政策擦边球。显然，这一重大突破，全拜官本位下的商业竞赛所赐。留意一下这几年国内高校的发展动态，××学院的升级模式虽然突出，但不是唯一，而是一种日趋明显的主流。笔者并不认为公办高校引入商业竞争机制有何不可，只是隐忧于在“官本位”和“商本位”两种评价体系的夹缝中生存的中国高等教育，将有可能走向全面失范的局面。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