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涛

　　首席评论

　　SHOUXIPINGLUN

　　遏制刑讯逼供是系统工程，无法指望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据规则单兵突破。因而更应以两个《规定》的出台为契机，进一步关注配套的制度和措施，让整个系统完善起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5月30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对刑讯逼供取得的证言要排除，对非法获取的书证、物证也要排除，警察必须出庭作证，控方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和相应的证明标准，要求各级政法机关确保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5月31日《羊城晚报》）

　　赵作海案带来的显然不止是与佘祥林案一样的惊奇，不止是国家赔偿应该多少的喧闹，至少催生或者加速了两个《规定》的出炉。这两个《规定》可圈可点，但是，遏制刑讯逼供的“万里长征”走完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不仅没有走完，而且还只是刚开始。遏制刑讯逼供是系统工程，无法指望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据规则单兵突破。

　　观念改变是第一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美国当年推行“沉默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美国警方破案率从60%一下跌到40%。我们在接受保障人权的法治观念的同时，也要坦然地接受法治可能带来的弊端———例如一些案件因为证据和程序问题无法侦破。同时，也要抓紧研究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时，可能带来的案件侦破上的新问题，比如不能再依赖于口供，而是要加大侦查的科技含量，更新侦查装备，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确保案件侦破率不会大面积滑坡。

　　就现实而言，遏制刑讯逼供需要做的事还很多。

　　数据统计显示，2005年到2009年6月，被判决有罪的17671名渎职侵权被告人中，判处免刑的9707名，宣告缓刑的5390名，合计占到85.4%。如在2007年9月，被误抓的秦三仔被三次吊打后，死在了公安局刑侦大队。施暴的湖南新田县公安局两名警察被判刑讯逼供罪，却免予刑事处罚，继续供职于公安部门。搞刑讯逼供，甚至弄出人命，不过免刑或者缓刑了事———这说明，在“命案必破”观念指导下，刑讯逼供所带来的收益还是远远大于成本。要遏制刑讯逼供，仅仅一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谓势单力孤。

　　甚至在庭审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否落实也是问题。赵作海案中，难道检察院、法院没有看出来是刑讯逼供并且证据不足吗？答案是政法委对案件进行了协调。现实中公安局长往往兼任地方政法委书记，因此政法委往往成为案件的实际决策者。譬如“赵作海”案中，检察院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但最终不得不屈从于政法委的压力。可见，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做支撑，如果我们的法院还不能独立审判案件，那么，在庭审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很难落到实处。

　　遏制刑讯逼供之路漫漫其修远兮。两个《规定》的出台显属不易，值得欢呼和珍惜，因而更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关注配套的制度和措施，让整个系统完善起来。即使这些配套措施的完善将比两个《规定》更艰难得多，也必须跟进，因为这是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