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谢飞君

　　二审维持原判的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已走近人生末路。初落马时，他曾面对镜头痛哭流涕，后悔自己醒悟得太晚。但他在悔过书中用大段篇幅发牢骚，把自己腐败的原因部分归结为仕途多年原地踏步，没能升官。 （5月31日《长江日报》）

　　晋升遭遇“天花板”竟成腐败理由，这样的解释放到哪里都说不通。然而，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这种“文强式”的牢骚在贪官中屡见不鲜——因受贿罪被判刑的重庆万州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局长余某在忏悔书中说，自己贡献大，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内心开始变得不满足；另一位落马贪官、重庆奉节县移民局原党组书记石某说，自己感到年龄偏大，身体欠佳，提拔重用没希望了，思想上就产生了消极情绪，滋生了乘晚年权力在手的时候捞点“外水”，攒点积蓄，为老年生活奠定点基础的邪念。

　　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贪官们违规常理的怨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提供了一个查找“贪官们”错误思想根源的视角。

　　首先是官员升迁机制的不完善。文强在悔过书中写道，让其心理不平衡的重要的一条，是看到比自己资历短、业务又不熟悉，甚至还是自己过去“下级”甚至“下下级”的人，都提拔到与我同一级的职务，甚至更高的职务。不排除文强所说有夸大的成分，但在以往各地“80后”快速升迁的新闻中，往往也能读出普通民众惯于对快速升迁者的身份、背景质疑的情绪，这其实是对官员升迁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官员任用与考核机制更加量化，让每一个官员的升迁都更加清晰明白，不仅能提高更多官员的积极性，也能增加普通民众的信服力。

　　其次是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完善。按照“文强们”自己的表述，他们在产生不满情绪的情况下选择乱用权利。是否腐败全凭一念之差的现状，无疑凸显了监督机制的薄弱。以下问题不容忽视：为何“升官不成就乱用权”屡屡能够成为现实？官员腐败何以这么容易，监督问责机制哪去了，缘何不能在一开始就介入发挥效应？

　　此外，中国社会“以升迁论成败得失”的官本位思想亟需改变。一个官员的成就应该用什么来衡量？这是全社会需要思考的问题。当传统意义上对于官员的衡量已经固化为升迁，这是社会的悲哀，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官员腐化堕落的诱因。而如何让在职官员的注意力不仅仅是职位上升，这不仅需要加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引导，更要从制度上进行约束。

　　同一个问题，在孟子和荀子处可以演绎为性善和性恶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同样，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也可以衍生出不一样的未来。如果有关部门在批判“文强们”的谬论的同时，能认真研读“悔过书”，从中找出中国现有的官员政绩考核、权力监督机制中的“软肋”，查漏补缺，无疑将为铲除腐败土壤添上有力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