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明确，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5月31日《京华时报》）

　　从横向看，“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能作为判案依据”的规定，只能在理想化条件下产生效用，而不能保证它从生效起即有用。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常常看见司法权力不断地方化，法律让步于稳定，某些法官甚至必须听命地方党政干部，司法和办案机关相互“配合”，使得刑讯逼供手段演变成正常手段。退一步讲，即使司法机关坚持以法律为依据，公正判案，谁能保证证据是不是由刑讯逼供得来的？

　　从纵向看，这条规定也处于刑讯逼供的末端，甚至可以片面地理解为：刑讯逼供可以存在，但只能作为了解案情的手段，不能作为判案依据。正如截流，从入海口截，可能导致河堤坍塌，从源头截流才是上策。如果要彻底让刑讯逼供手段成为历史，也应从源头着眼，考虑如何利用监督、惩罚、制衡手段，防止办案机关使用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是我国司法制度上的一大痼疾，祛除顽疾不能靠单一规定，而应是全局的配合调整，动场“大手术”——进行司法改革。对于深水区的司法改革，要狠；对于痼疾本身的司法改革，要稳；对于痼疾根源的司法改革，要准。

　　（读者 黎仲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