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石

　　当年日寇侵华的时候，大把的教授不愿做亡国奴，背着书篓跑到了边陲的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烽火岁月中传承文明的香火。没有互联网，没有豪华气派的教学楼，没有国家颁发的课题经费，而且课上到一半，还时常会被空袭警报滋扰。但这里却最终走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振道），一百七十一个中国工程院和科学院院士，铸就了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神话。转眼二十一世纪已经过了十分之一，我们的大学终于有了发达的信息技术、豪华气派的教学楼、大把的课题经费，而且绝对没有空袭的滋扰。但我们的高校科研水平却在亚洲沦为三流，不及日韩，遑论英美，最终铸就了一个笑话。

　　对此，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李培根先生最近对记者解释说，目前大学教师工资偏低，若不把大把业余时间用于创收，恐怕难以安心向学。换言之，人穷气短，低薪无志。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西南联大的先贤们连饭都吃不饱，却分明生出了一股子钻研学问的精、气、神，这又如何解释？又有人会说，当时正值民族生死存亡之秋，读书人自有一股子和天地较真的认真劲。现在生逢盛世，难免斗志消磨。但反例却是：英美欧诸国生活远比我国安逸，而执掌世界科技发展之牛耳的，却偏偏是他们。由此看来，物质生活丰腴程度，的确和科研人员的研究水平之高低无涉。以低薪为托辞，或许会遮掩问题之真正症结。

　　但症结究竟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大学缺的不是一个“钱”字，而是一个“诚”字，即不把对于知识的追求和探索当成大学的第一要务。不少学生现在读书就是为了求学分，求学分就是为了拿奖学金；不少教师上课就是为了赚满课时费，写文章就是为了凑数量升职称。对于真理和知识本身都慢慢失去了兴趣，没有兴趣，就没有精神，没有动力，更不可能有原创性的大发现。

　　之所以会铸成这个大“杯具”，在下认为有三大深层原因。第一，我国的教育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灌输系统，而不是知识探索系统。按此系统的设置，“好学生”的标准即能够牢固记忆既有知识的硬盘，而非能够自主创新的探险家。在此氛围下，自然难以培养学生对于知识的兴趣，而只能够培养其对于权威的顺从。其二，由于目前的人才竞争还比较缺乏一个公平的环境，“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已慢慢成为搞笑，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世人对于知识的轻慢。其三，在我国的社会现实中，有知识的往往拗不过有权力的，知识探求的客观程序往往不被决策者所重视。这自然会使得求知之心被慢慢导向求权之欲。如此三大问题，都在根本上阻碍着我国成为知识创新之国度，又岂是涨几毛工资可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