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生 孙毛宁 本报记者 张鹏

　　在采访中，1983年出生的郭大军几次说：“我都三十多岁了，是家里的顶梁柱。”

　　我打断他说：“你才二十七岁。”他总是无奈地笑笑。

　　从七岁起，他就活在一场噩梦里，有过挣扎，也有过妥协，他无数次绝望，却又似乎从来没有放弃为改变命运而拼搏。他在噩梦里过早地苍老。

　　二十年里，或许有很多次机会，让他的噩梦结束——如果有一个政府部门可以站出来，有所作为的话。

　　但是这个如果，二十年都没有实现。

　　当母亲去县里告状的时候，年幼的郭大军以为从此不再会有人打上门来。

　　当母亲背着一整包告状信去省城时，郭大军心想，政府、法院、检察院、或者信访局，总会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当母亲终于决心去北京上访，郭大军想，中央的信访部门只要有人来调查，或者仅仅是出来说句话，十几年的冤屈肯定就能平反了。

　　一次又一次上访，一次又一次失望地无功而返。到后来，无功而返都成了奢望，他只求母亲能平安回家。

　　郭大军把信访比作“胡萝卜”：给拉磨的驴子眼前挂了根胡萝卜，让你看得到希望，却永远得不到，然后诱使你这辈子就这么痛苦地转下去。

　　他说，他只想早一天把父母从村里接出来，让他们过上“安全、平静”的生活。

　　是谁制造了一个青年的二十年噩梦？是那一间房子，二十亩地，还是那个二十年没有实现的“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