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乔子鲲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让人耗尽脑汁、费尽心机。7月1日起，广东江门推行“廉政基金”制度，由公务员个人与政府财政按一定比例缴纳存入个人账户，遵守党风廉政纪律、未受处分的公务员，5年可兑现累计全额的七成，余款为长期基金存至退休时一并领取。

　　如此反腐手段，实质是把经济手段引入反腐领域，期待经济杠杆发挥作用，以期公职人员贪腐时掂量，权衡利弊不值得，转而奉公守法。

　　不妨先按腐败程度，把公务员分成三类：关键岗位、重要权力的大腐败者；一般岗位、权力微小的边缘小腐败者；各个岗位、握有权力的廉洁奉公者。那么，廉政基金之类的经济杠杆分别作用如何？

　　不妨看看大腐败者。他们当然是精于算计的，但算计的却是被抓住的概率。尽管腐败收益极大，但腐败成本更大，轻则失去名誉地位，重则锒铛入狱、断命亡命。关键是，腐败者自认为被抓住的可能性非常小，或现实给了他这样的小概率信息。于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引入廉政基金，增加的只是其被抓住之后的成本，对于提高被抓住的概率一点不起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廉政基金对大腐败者无用，反而会更增其全身而退时的收益。

　　再来看看边缘小腐败者。廉政基金对于那些爱占小便宜、喜顺手牵羊，处在寻常岗位、无甚权力的人还是有点暂时性作用。权力不大，行贿额度不会大，拿着不值还担风险。有这一笔钱在，便怕失去更多而不拿。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腐败案例，有的人恰恰是从小便宜、小贪物开始，以致越贪越大，欲罢不能的。有廉政基金的软制约，便使那些小便宜、小贪物失去市场，的确有利于一些人的“慎始”。当然，这类人一旦权力变大，就会换成大腐败者的算计思路了。

　　如此，廉政基金对大腐败者不管用，对小腐败者略有制约作用，对廉洁奉公者而言则变成了一种廉洁的奖励或变相涨工资。那么，人们的疑问在于，对于大腐败者岂不成了既能腐败少被抓住又能多领一笔？对于小腐败者是否值得投入廉政基金这个巨大成本来防治？对于廉洁奉公者廉洁还需要奖励吗、涨工资需要这种方式吗？

　　事实上，贪腐之根源，乃在于握有权力便面临诱惑，存有贪欲便会主动寻租。并不在于收入低，使其生活捉襟见肘而致伸手。对公务员人们趋之若鹜，除了收入稳定、有一定名誉地位之外，岗位的权力能带来弄权快感和收益也是重要原因。对于腐败者来说，权力越大，腐败的收益就会越多；被抓住的概率越小，腐败的胆略就越大。因而，反腐的关键乃在于既立足于削权、制权，使权力的腐败收益减少、权力的使用不能随心所欲；又立足于监权、察权，使权力腐败而被抓的概率增大。如此腐败的收益变小、被抓概率变大，腐败的可能性才会变小。

　　相关报道见A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