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的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因此，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对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从古希腊思想家对和谐的界定，到中国古代思想家“和为贵”等思想，再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和谐社会的向往、描述和追求，都说明社会和谐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不仅如此，社会和谐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最根本的“中国特色”。

　　1、社会和谐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社会和谐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本质属性和社会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最终实现社会和谐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

　　2、社会和谐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正如德国经济学家威纳尔•；桑巴特主张“德意志社会主义”不是成衣，而是按照德意志的人口、心灵和民族精神的需要度身定做的衣服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历经艰辛探索，按照中国实际而进行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成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对正确处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做出了深刻论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继承前人的探索成果，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第一次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飞跃。在21世纪初，江泽民又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的重要论断，强调指出：“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辉煌成就的大好形势下，在全面扩大对外开放、迎接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在体制机制实现重大转轨、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在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日益增强、社会诉求日益增多、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的碰撞日益强烈的情况下，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做出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由此可见，社会和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它不仅充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阶级社会的根本区别，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

　　二、“一主多元、和而不同”是“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社会和谐并不是社会的绝对统一、绝对平均，而是社会各主要构成要素间的和而不同。江泽民指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和而不同就是“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因此，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审视，“一主多元、和而不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特色”的重要表现。

　　1、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主多元、和而不同”。经过几十年艰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形成。党的十六大指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了二者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性质和结合途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二者的发展都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加快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2、基本政治制度的“一主多元、和而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根本政治前提是共产党坚持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它的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

　　3、基本文化政策的“一主多元、和而不同”。在思想文化上，党和国家主张弘扬主旋律，提倡多元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强调文化必需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充分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注意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中的优秀成份，提倡各种民族文化间的互补和融合，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发展科学和艺术上，我们党历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双百方针”的贯彻，通过正确处理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的关系，既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有利于科学的普及、提高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4、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主多元、和而不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体现了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体现了解放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个整体，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和发展道路。

　　此外，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也无不体现出一主多元、和而不同的中国特色。

　　三、坚持“一主多元、和而不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经过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但得到了中国人民的高度认同，而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广泛关注。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一主多元、和而不同”的“中国特色”。

　　1、“一主多元、和而不同”的“中国特色”，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考社会主义的科学态度。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运用科学的方法，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对共产主义社会作出了科学的展望，并制定了建设未来社会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但他们郑重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因此，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努力在实践中探索符合世情、国情的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切实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使命。

　　 2、“一主多元、和而不同”的“中国特色”，是对前苏联模式弊端的克服。前苏联奉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其根本特征是过度集中、过度集权，这一特征在所有制体制方面的重要表现就是实行清一色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完全排斥非公有经济成份；在政党制度方面，前苏联共产党独掌政权，而且前苏联共产党是前苏联唯一合法存在的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存在同它合作或竞争的其它政治党派。前苏联模式实行的是一种战时体制或备战体制，具有军事性的特点，这个模式的发展目标，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备战性质，后来则发展成为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争霸世界。同时，这个模式不是实行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而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方针下，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封闭式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分割；在思想文化上，在“批判世界主义”的旗号下，在很大程度上隔离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这种单一性和封闭性，是前苏联模式最终走向僵化、停滞和衰败的重要原因。

　　3、“一主多元、和而不同”的“中国特色”，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中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之所以“一主多元、和而不同”，一方面由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离开公有制为主体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我们还不具备建立单一公有制经济的条件，必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长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所以“一主多元、和而不同”，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由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民主人士在实践中作出的共同选择。我国基本文化政策之所以“一主多元、和而不同”，一方面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种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和国家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不同所有制关系、不同利益主体，就必然地产生不同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带来思想的多元化；我党的基本路线之所以“一主多元、和而不同”，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以及经济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决定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革命的建设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战略目标的政治保证，实行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这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

　　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提出：“制度必须有历史的基础，制度必须和民族惯例和性格和谐一致”。一个国家成功的“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而决不是故意目的的产物”，“它们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一主多元、和而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证明了的深深植根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土壤的成功的制度。（作者单位：临澧县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