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军事文学？简单地说，军事题材的文学，就是军事文学——凡是与军事、军队、军人的活动有关的文学，都可以叫军事文学。20世纪40年代前后，苏联军事文学名著如《前线》、《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等，对人民军队治军、作战、整风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20世纪40年代更为强烈。

　　一、《前线》风靡全军，“都以不要做‘戈尔洛夫’和‘客里空’而互相勉励”

　　《前线》，是苏联作家阿·高涅楚克于1942年9月发表的三幕五场话剧，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产生过重要影响，是那个时代苏联军事文学的代表作。《前线》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剧中的三个人物：一个是前线总指挥戈尔洛夫将军，他脱离实际，不肯学习新知识，又好摆老资格，喜欢溜须拍马之人，不善于从对敌作战中总结经验教训，以致在战争中铸成大错，终于受到撤职处理，是“保守人物”；一个是“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军长欧格涅夫，他能准确把握军事科技的发展，及时提出克敌制胜的作战理念，是“红军的希望”；一个是新闻记者客里空，其人喜欢捕风捉影、捏造事实。

　　当时，在德国军队围困斯大林格勒的紧张局势下，苏联官方发表话剧《前线》的目的，就是要教育红军中大大小小的戈尔洛夫们——他们没有使用头等军备的能力，却又不学习，摆老资格，甚至打击排挤有能力的人；只有把他们教育过来——如果教育不过来就撤换下去，战争才能胜利。《前线》“以直接的尖锐的批评来指导实际，它成为转换战局的因素之一，因而它的价值无可比拟”。

　　1944年5月19日至26日，经毛泽东亲自审阅，由诗人萧三最早译出的《前线》中文版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上。6月1日，体味到《前线》教育警示意义的毛泽东指示《解放日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高涅楚克，又译为科尔内楚克——笔者注）。在党中央机关报上专门为一部话剧剧本发表社论，这是相当罕见的。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可以在《前线》里学到什么呢？社论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长期农村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在这种客观环境中，容易产生戈尔洛夫这样的人。”《前线》告诉我们，以戈尔洛夫为戒，将帮助我们“教育出很多才德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

　　发表剧本和社论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把《前线》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道作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文件。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并开展评论，在有条件的根据地可排演话剧《前线》。

　　当时，电台每天向各抗日根据地播发几千字，各地再分别付印，很快成为各抗日根据地影响最大的翻译作品。时值全党全军的整风运动，《前线》被列为部队总结战斗经验的示范性教材之一。

　　二、“戈尔洛夫成为了我们党反对干部中的经验主义、保守主义和恶劣的骄傲自满情绪的标本”

　　随着《前线》的普及演出，“戈尔洛夫”这个剧中人物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人民军队各级领导干部的讲话和文章当中，希望通过反对“戈尔洛夫”类型的干部，提高部队战斗力。1954年12月，在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团长周扬祝词时说得好：“戈尔洛夫成为了我们党反对干部中的经验主义、保守主义和恶劣的骄傲自满情绪的标本。”

　　1947年6月，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朱德视察了晋察冀解放区。他担心当地的老干部砸掉自己的“金字招牌”，特意提醒：“现在我们老干部中，有一些戈尔洛夫，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打开了很多地方，发展了党和军队，就摆老资格，骄傲自满。他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者是学一辈子也不会够的，做到老就得学到老。”

　　刘伯承喜欢《前线》，在解放军高级将领中最为有名。1986年10月21日，邓小平在《悼伯承》中“披露”过：“他很欣赏苏联著名话剧《前线》，多次强调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保守人物，而要像欧格涅夫那样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伯承自己就是面对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1951年1月下旬，在华东军区高干会议上，刘伯承在报告中说：“毛主席在七大就指出了由农村转到城市，由游击战争转到世界型的正规战，甚至毛主席教我们学习《前线》与《甲申三百年祭》，在每人思想上做了准备，现在正式给我们提出了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任务。”作为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刘伯承还向学员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基（南京军事学院苏联军事总顾问）+麦克阿瑟（美国名将）－戈尔洛夫=×？”《前线》中虚构的“戈尔洛夫”同现实中的中外将领一道，成为他总结军事指挥经验的形象素材。

　　在战争岁月，陈毅对《前线》也非常欣赏，常常告诫部下要“继续学习新技术，千万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人物”。1961年7月，在写给孩子的诗中，他还叮嘱：“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

　　1945年2月15日，人民军队统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谈“时局问题及其他”，讲到如何一分为二地看待问题时，又提到了戈尔洛夫：“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何一个根据地采取什么态度呢？首先是万岁!就是一个万岁吗？万岁之外，思想上还要准备着任何一个根据地还有它的缺点。陕甘宁边区十年之后还会有缺点，就是全中国革命胜利了，这里还会有缺点。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已经二十多年了，三个五年计划也完成了，红军相当强大，打仗的时候希特勒都怕得很，但是他们还出了戈尔洛夫式的人物。所以要有思想准备。”

　　三、“《日日夜夜》上描述了苏联红军两个典型的军事干部：一个是营长沙布洛夫，那是智勇双全的典型军人”

　　《日日夜夜》，是苏联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卫国战争期间写的一部反映苏军抗击法西斯德军、英勇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中篇小说，写作时间是1943年夏天。作品讲述了以苏军炮兵大尉沙布洛夫率领的一营指战员奉命渡过伏尔加河，进入被敌军围困的斯大林格勒，成功保卫三座大楼的经过，表现了苏联军民浴血奋战、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日日夜夜》，是苏联文学中最早反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优秀文学作品，1946年获斯大林奖金。

　　据《人民日报》（1947年3月13日）报道，“西蒙诺夫描写斯大林格勒之战的《日日夜夜》一书，在美销行五十万册”。“徐向前将军在所属部队的训教会议上，曾号召全体指战员要好好学习《日日夜夜》。他说《日日夜夜》上描述了苏联红军两个典型的军事干部：一个是营长沙布洛夫，那是智勇双全的典型军人。一个是团长巴甫琴科，那是狭隘经验论者有勇无谋的典型。沙布洛夫成了战胜敌人的英雄，而巴甫琴科却作了无谓的牺牲者，我们从这中间应得到很好的教训”。

　　1947年11月，在解放石家庄的攻坚战准备阶段，聂荣臻、杨得志等指挥的晋察冀参战部队，专门研究了《日日夜夜》中描述沙布洛夫指挥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楼房战斗的一章；1948年秋，徐向前指挥部队进攻山西省城太原时，同样将这一章的摘要印成战场传单，发给担任巷战的部队——因为其中以具体的形象提供了市街战斗的战术要领，对指挥员们是极有价值的参考。

　　四、“‘恐惧与无畏’，可以看作一本活的‘战斗条令’……又是一部优秀的写实的军事小说”

　　《恐惧与无畏》，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别克著的描述潘菲洛夫师团艰苦缔造的可歌可泣的历史。1945年6月，该书就翻译成中文大量印发，并作为指挥员必读的文件在人民解放军中广泛流传，出版的数量虽然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在每个战略区的部队总是数以万计（有的部队为了适合战士的文化水平，还编写了通俗本）。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委张际春十分推崇这本小说，把它作为一本优秀的干部读物，责成宣传部门早日出版。1946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以《介绍一本苏联治军小说“恐惧与无畏”》为题报道了这本小说的主要内容及现实价值。

　　1947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又以《要用智慧作战·摇介绍〈恐惧与无畏〉第二部》为题报道了这本小说的第二部主要内容及其现实价值：

　　……第二部，则是描写潘菲洛夫部队在保卫莫斯科战争中怎样打仗，明确地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就是“要用智慧作战”。

　　……“要用智慧作战”是潘菲洛夫喜欢说的话，他教导他的干部：“指挥官的主要责任，主要事情就是再三思索。”……用什么思想作战呢？潘菲洛夫反对被动的单纯防御的挨打战术，主张采用积极、主动、灵活的进攻战术……

　　“恐惧与无畏”，可以看作一本活的“战斗条令”，但从它具有丰满的思想内容和活泼的艺术手法来看，又是一部优秀的写实的军事小说。它对我们前线部队的教育意义极大。我们已经从第一部中学到了如何教育部队，如何训练部队，这些方法并且在实际战斗里已证实了它的力量。它的第二部将要帮助我们指挥艺术的更加提高。

　　《恐惧与无畏》的主人公之一、营长巴武尔章，在战火中悟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战争的无情真理，不在于‘去死’这句话中，而在于‘杀敌’这句话中。”刘伯承等将领认为，这就是《恐惧与无畏》的主题思想，并美其名曰“巴武尔章精神”。

　　五、“像《恐惧与无畏》和《日日夜夜》这样的好书，总是在简单的行军囊中占有着位置，跟着我们跋山涉水，成为战斗中的良好伴侣”

　　《恐惧与无畏》中“要用智慧作战”、“指挥官的主要责任，主要事情就是再三思索”等质朴的语言，深深感染了人民军队的官兵。当时，“人民解放军刘伯承与聂荣臻将军所部的机关报——人民战士报、子弟兵报、战友报、前线报和许许多多的战地报纸都专门发表论文介绍并号召全军指挥员认真攻读。许多部队并规定以此为课本，具体排定课程，进行讲授”。“由于这本书思想的深刻，描写的简明，词锋的刚健，更使我们部队广大指挥员所百读不厌，从高级将领直至下级指挥员几乎是毫无例外的读它，有的甚至精读了四五遍，我们不仅把它看成极有价值的文艺读物，而且把它当为宝贵的军事教科书，当作马列主义的军事学说来认真钻研”。

　　对于小说所揭示的“巴武尔章精神”，人民军队的指挥员都非常重视。

　　1946年夏天，刘邓大军一连打了陇海、定陶两个胜利的战役，刘邓首长根据作战经验与当时部队新成分增多的实际，深感不提高技术战术，就不能战胜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从而提出了勇敢与技术结合的问题。为此，他们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友报》及时宣传“战争的无情真理，不在于‘去死’这句话中，而在于‘杀敌’这句话中”的思想——“巴武尔章精神”。于是，《战友报》发表了社论《胜利要靠战前准备》。通过宣传，部队中讲究技术的空气浓厚起来了，提出了“工事修得牢，不怕飞机和大炮”、“战斗前多流汗，战斗中少流血”等口号，掀起了一个苦练技术战术的热潮。

　　1947年9月，在华北战场歼灭国民党第三军的清风店战役中，当解放军参战部队以两天一夜走140公里的急行军赶到攻击地点时，战士们已经十分疲惫。有些部队因为考虑战士的疲劳，没有严格要求他们把野战工事切实的构筑好（土层太薄，枪眼太高），发现这一严重问题的高级指挥员立即引用“巴武尔章精神”纠正此种倾向，他郑重地说：“战争的无情真理，不在于‘去死’这句话中，而在于‘杀敌’这句话中。”“同志们：咱们作战是为了死？为了活？”战士们说：“为了活！”“为了活就必须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咱们工事做不好，能打死敌人吗？土层这样薄，能经得住敌人的炮弹吗？我们要活，就必要再盖上五尺土，把枪眼重新改造！同志们：你们连长让你们在这种时候去睡觉，这不是爱护你们，是让你们去死！懂得吗？”在振聋发聩的鼓动下，已经十分疲惫的战士们立刻振作起来了，迅速地完成了改造工事的任务。

　　当时，解放军的战地记者这样写道：“我们解放军在高度野战化的作战与行军中，部队达到了最高度的轻装，人们甚至把自己最可贵的纪念品都割爱了，但像《恐惧与无畏》和《日日夜夜》这样的好书，总是在简单的行军囊中占有着位置，跟着我们跋山涉水，成为战斗中的良好伴侣。”

　　军队新闻工作者姚远方曾在1950年初的《文艺报》上写下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文字：“伟大的苏维埃作家……高涅楚克……西蒙诺夫、别克……在我们人民解放军中，成为非常熟悉而敬爱的名字，他们作品中的主人翁：欧格涅夫、沙布洛夫、潘菲洛夫、巴武尔章……已经成为部队中景仰而熟悉的人物。”

　　1952年春天，中国著名文学家曹靖华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撰文公允指出：“苏联文学，对中国广大群众的影响，简直是无比的。数十年来，它武装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旗帜下，驱逐了盘据中国百余年的帝国主义，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获得了解放。它还在武装着中国人民，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及新中国的建设上，将获得更辉煌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