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结束以后，一些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好像有一门必做的“功课”——炒作“高考状元”。这两年从总体上看，虽然热度稍有减退，但局部地区依然“热”得可以。

　　要不要炒作“高考状元”？对这一问题，可谓众说纷纭，仁智互见，褒贬不一。我的看法和评价是：实无必要，意义不大，效果欠佳。

　　炒作“高考状元”，据说是为了提倡一种勤奋态度，弘扬一种苦学精神。不能说这一初衷有什么大错。但说得不客气，诚如有网友所说，醉翁之意不在“炒”，在乎宣扬自己的“政绩”也。据我观察，一些家长和学生对此并不感什么兴趣，总觉得没啥意思，对高考落榜者来说是一种“马后炮”，对在校生也没有多大的激励作用。在他们看来，“高考状元”毕竟是凤毛麟角，“高不可攀”，再说，他们成为“高考状元”，往往得益于重点学校优厚的教育资源，普通学校、普通班级的学生能与之相比么！不提“状元”还好，有些家长和学生越提越比反而越来气：“为什么他们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我们不能？”“难道成绩好就等于什么都好吗？”……

　　确实，在现今应试教育氛围依然很浓的情势下，过度炒作“高考状元”，只会强化学校“重智轻德”、“抓好放差”的倾向，既不利于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也无益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对被炒作的“状元”而言，弄得不好会导致他们自我膨胀，“状元”成为其前进的“包袱”，未来成就的“阻碍”。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诚然，“高考状元”中确有不少品学兼优者，但不等于个个都是人才。“高考状元”不等于“职场状元”。一项调查显示：自1977年至2008年32年间的1000余位高考状元，无一位是在学界、商界、政界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在美国哈佛等一些名牌大学，他们并不看重“高考状元”，却非常器重那些富有社会责任感、有创造能力的学生。今年北京高考有位理科状元，遭11所美国名校拒录，据说被指为“书呆子”。（6月30日《扬州时报》）实践证明，虽然高考状元学习能力强，但是除少数高考状元有较高成就外，大部分毕业后都少有开创性、杰出的成就。这就再一次说明，时至今日，中外人才观之间以及在选人的标准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我始终认为，与其炒作“高考状元”，倒不如用更多的精力来促进“教育均衡”，这比前者的意义无疑大多了。众所周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我们的教育目标绝不是要培养一些学习尖子，而是要培养一大批一大批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能力的建设者。而要实现这一个目标，就要求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同级政府领导下，把义务教育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只有抓紧、抓好了这两个“重中之重”，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这才是真正的教育政绩。如果靠炒作“高考状元”来为自己的“政绩”加分，不仅是不明智之举，也是十分可笑的。这是因为，“高考状元”往往是一些“重点学校”的产物，既不能替代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的教育质量，又不能作为放大自己“政绩”的砝码。试问：那些偏远地区，那些普通学校、普通班级学生的质量究竟如何？那些“问题生”有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化？这些问题，为什么不摆到桌面上让大家看看？殊不知，用“一好遮百丑”，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不仅遮不住“丑”，反而会露出麒麟皮下藏着的马脚。

　　以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内涵发展为重点，缩小地区之间、校与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差距，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是各级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要任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一项“民心工程”、“德政工程”。为了完成任务，目前有许许多多的具体工作亟待去运筹和实施。比如，相关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完善配套，教学内容方式、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入，全面关注所有学生健康成长的工作制度和机制需要进一步落实，等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切莫出了几个“高考状元”便沾沾自喜，把精力放在大肆炒作上，以至忘掉了自己应尽的职责。

　　少炒“高考状元”，多促“均衡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社会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