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明确政策界限，惩处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6月9日，中央纪委印发了《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由于组织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行为，较之参加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行为，其危害更大，影响更为恶劣，因此，应当依纪从重处分。《解释》第二条规定，对于组织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新华网6月30日）

　　当新闻被概括为“党员干部组织公款出国游可开除党籍”的有力语句时，似乎让人们看到了治理公款出国游的治理可能，只是真的能沿着公众期待的方向前进吗？这是一个问题。

　　“党员干部组织公款出国游可开除党籍”是不是具有足够的力量消除当下公款出国游背后的一系列潜规则，甚至是那种已经畸形“制度化”的痼疾？这在笔者看来，依旧是充满了尴尬的问题。现实中，诸如限制官员公款出国的规定，公众并不少见，但是，大都落入“花瓶规定”的陷阱，不是难以执行或被规避执行，就是被束之高阁，舆论对此给予了不少的抨击。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因公出国境管理办法》对公款出国境旅游予以限制；四川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境外培训管理的通知》，要求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境外培训管理，领导干部参加境外培训，一年不得超过一次等。这些规定看似清楚明了，但是，都被舆论讥讽为“花瓶规定”。那么，在理性的官员个体面前，在缺乏根本性约束的当下，社会靠什么治理公款出国游呢？

　　据报道，1998年以来，地方干部出国（境）超过指标3至4倍。如1998年指标为50亿美元至52亿美元，实际开支达280亿美元：2000年指标为65亿美元至70亿美元，实际达到320亿美元；2002年更高达350亿美元。种种数据本身就反证了各种治理措施的虚弱效果。

　　可以说，“党员干部组织公款出国游可开除党籍”的产生意味着治理公款出国游的力度越来越高，措施也越来越多，但是，通过对效果的观察，笔者以为，我们陷入了一个二难之境——官员把公款出国当成了一种福利待遇，最终让公款出国治理陷入了困境。

　　就笔者的观点，站在纳税人的角度，考察一下中外历史，没有任何地区和国家能允许公款出国成为官员的变相福利。有报道说，目前平均每年从中国各地到南非访问的公务团有200多个，仅南非一地每年的公款旅游耗费就达5000万元。而多数代表团对公务没有具体的项目和计划，真正花在公务上的时间一般只有一两个小时。一些公务员在国外的游山玩水行为为国外一些官员所嘲笑。

　　应看到，公款消费高低层次正在演变成是当事人能力、地位的象征，成为领导者满足私利及笼络下属的一种工作方法，甚至公费旅游背后还隐藏着“分赃盛宴”的秘密。不破除这个潜规则，在笔者看来，一切都可能是空谈。

　　由此，面对“党员干部组织公款出国游可开除党籍”，必须跳出“钱穆制度陷阱”。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制度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生歧义，越容易出漏洞，而执行新制度的人往往在分歧争执中敌不过固守旧制度的人，因而越来越失去效率。公款旅游的福利化事实就与“钱穆制度陷阱”有关。因此，就公款出国的治理来说，必须警惕治理公款出国旅游陷入“钱穆制度陷阱”就应成为一个努力的方向。（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