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中央纪委印发了《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规定，“用公款出国(境)旅游行为，是指无出国(境)公务，组织或者参加用公款支付全部或者部分费用，到国(境)外进行参观、游览等活动的行为；其中包括无实质性公务，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参加会议等名义，变相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行为。”（6月30日《中国青年报》）

　　毋庸讳言，官员公费出国（境）考察，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官员出去开阔眼界，学习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回来更好地造福于民，本来未尝不可，但不知何时，出国（境）考察却在某种程度上异化成公款旅游、购物、安排子女留学，甚至是部分贪官敛财或外逃的途径。众所周知的，譬如曾任温州市副市长的杨秀珠，于2003年4月20日，就在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期间，逃到国外。前不久，温州市官员杨湘洪也玩了同样的把戏。

　　大肆浪费公共财政、过多过滥的出国（境）考察之风当休矣。关于遏制官员公款出国（境）旅游，国家早就三令五申，不过现实的监管总是不尽如人意。加强监管和审批，从制度上堵住部分官员出国（境）考察的种种借口，查实后从严从重查处问责……制度的要求不可谓不严，条款不可谓不细，却屡禁不止，很难落到实处。

　　2008年，某市官员“赌城考察”引起轩然大波。因公出国的人力资源考察团，承担的任务很远大堂皇，但在“考察行程安排”中却看不到任何考察、培训的安排，所要去的地方全是著名的旅游景点。问题就来了，考察行程的安排设计明显带有旅游倾向——那么，有关部门何以视而不见？怎么轻易就放行？这从侧面折射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官员出国（境）考察的审批监管机制实际上处在自我裁量的虚置状态。由于是公权力自身审批自己，且在这一系列流程中审批权非常分散，就难免导致“审批”沦为形式主义和走过场。

　　如果不是在出国（境）考察方面的没有实质性监督的“自由裁量”放行，考察人力资源的官员怎么会跑到赌城去，而一个个贪官又怎么能以种种近乎弱智的理由脱逃国外？

　　故而，规范公费出国（境）考察，除需要强化相关制度建设之外，谁来监督官员出国（境）考察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关键。考察的目的、行程、预算等都需在制度监控下作健康理性的规范，同时还要引入公共监督——出国（境）考察不能仅仅报请相关部门，还应当提交人大审议。什么官员到什么地方考察、考察什么、费用是否合理、考察能否取得实效……让人大代表们一目了然，按照程序进行监督。甚至，有些开支较大的出国（境）考察活动，有必要通过媒体公开，接受纳税人的监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有理由相信，正当的出国（境）考察自当能经受住公众的监督。（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