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关系，当年经瞿秋白推荐到中宣部工作的已故老人羊牧之的女儿羊苹，曾多次向笔者讲述其父亲当年所回忆的，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许多往事，听来颇为感动，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从事党的宣传理论工作不辞辛劳

　　1922年2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25日，瞿秋白在苏联生活、工作已近两个年头。鉴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同赴苏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陈独秀一起回到了北京。1923年6月中旬，瞿秋白赴广州参加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主持起草了党章、党纲草案，并向大会作了报告。1923年6月15日，瞿秋白担任了刚创刊的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新青年》(季刊)的主编，同时又参与党的理论刊物《向导》和《前锋》的编辑工作。同时还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期刊撰写文章。1923年7月，瞿秋白受中央派遣，前往国共合作期间创办的由于右任担任校长、邵力子为副校长的上海大学，主持教务工作，并经李大钊推荐兼任了该校的社会学系主任。丁玲在回忆中说:“瞿秋白给我们上课，讲的面很宽，既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不但讲死人，也讲活人。瞿秋白是最好的教员。”

　　1924年1月24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参与修改了主要有孙中山提出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核心内容的大会宣言。1925年1月，在中共中央于上海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瞿秋白作了长篇发言。他明确提出并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会后他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等组成了中央局，领导全党工作。同年“五卅”运动后，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出版的《热血日报》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份报纸共出了24期，瞿秋白平均为每期报纸撰写了两篇文章。

　　1925年7月，正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瞿秋白，与已是10年未见的好友羊牧之重逢。经瞿秋白的推荐，羊牧之于1926年的夏季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从事文件的校阅和一些杂差。瞿秋白对羊牧之说:“在中宣部工作，要注意和重视思想战线上的动向，对各种反动的思想，要给予坚决地打击；而打击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说理，不能靠漫骂的办法，因为漫骂是一种无能表现。”他还幽默地说:“你看有几个泼妇骂街的骂赢了的？”一次彭述之要羊牧之将《近阶段宣传要点》送给瞿秋白。在羊牧之的记忆中，此时瞿秋白的肺病发作得很厉害，身体消瘦，脸色苍白，医生要他卧床休息，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他郑重交待羊牧之说:“这个要点还要征求基层同志的意见。”接着又说:“宣传要点，关键是在‘要’字上；基层的同志在一线，他们最有发言权。”瞿秋白说到这里，停顿一下后，指着书架上的《水浒》风趣而严肃地说:“鲁智深三拳解决了镇关西，可见这三拳都打在了要点上。”

　　正在瞿秋白谈及其对《近阶段宣传要点》的意见时，交通员送来一个文件，他阅看后兴奋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现在北伐战争已经打响，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叶挺等一大批我党卓越的军事干部，都在北伐战争中担任了主要骨干，看来革命形势将会出现突破。”说着，他拿起了《近阶段宣传要点》对羊牧之加重了语气说:“宣传要点里要增加宣传北伐战争伟大意义的内容，要宣传北伐战争取得的一个个胜利，进一步做好唤起工农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拥护我党立场的人士，使他们支持北伐、参加北伐，争取北伐战争的全面胜利。”

　　羊牧之曾回忆说，瞿秋白一直提醒他，在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上，要持慎重的态度，既要注意合作，但也不能抱有幻想。他在介绍1926年1月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时说:“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贯彻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的右派受到了斥责，制裁了西山会议派；但是，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反动思潮，仍然是一种潜伏的最大危险，一定要在理论上揭穿它的反动本质。”他接着说:“会议期间，我和毛泽东等代表正在楼上一起交谈，这时戴季陶等几个国民党顽固派人物也上了楼。毛泽东礼节性地与他们一一握手。可在与戴季陶握手时，毛泽东对他说:‘在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啊！’戴季陶听后，呈现出了尴尬的神情。”据羊牧之回忆，瞿秋白在1925年冬季至1926年的一、二月间，先后撰写的文章有20余篇。其中在《向导》周报社于1925年8月出版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和1925年9月11日出版的《向导》第129期上刊登的《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以及1926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月刊)第3号上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等重要论文中，他在迎头痛击戴季陶之流的荒谬言论的同时，准确全面地阐明了他自己关于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

　　批驳右倾错误毫不留情

　　据羊牧之生前的回忆，在一次晚饭后，瞿秋白神情严肃地对他说:“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是他看到了我们党的右倾软弱的致命伤，所以他才敢于这样做。”他停顿了一会接着又说:“我们真的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血的教训，真是太深刻了，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由于讲得过于激动，引起他肺部的隐痛。他随手抚摸着胸口，稍停一歇后继续说:“我作为党中央的常委，也是有责任的。我深感在第一线的斗争经验太少，单靠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是干不好革命的。”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羊牧之作为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大会，站在主席台对面的看楼上。这次出席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想通过陈独秀的工作报告，进一步认识当时严峻的形势，提出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也很想听听陈独秀在会上做出的自我批评。但使大家失望的是，陈独秀依然坚持他的反对土地革命、反对武装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叶挺听了就问羊牧之:“他的报告经中央集体讨论过没有？”羊牧之回答说:“不知道，但这应该是讨论的。”这时一位四川口音的代表对另一位代表说:“不管他(陈独秀)怎么讲，格老子还是像以前那样干，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为使瞿秋白了解代表对陈独秀工作报告的强烈不满情绪，羊牧之就走到主席台后面的休息室，向瞿秋白汇报了叶挺等代表的反映。瞿秋白听后黙不做声，神色凝重，只是一口一口地抽着烟。

　　就在这次代表大会第二天的下午会议上，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显赫的放着一本署名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扉页上的副标题为《第三国际还是第0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这篇文章在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的同时，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倾错误理论进行了尖锐地批判。陈独秀看到了这本小册子，表示大为不满。陈独秀的追随者彭述之则坚决支持陈独秀。他拍拍小册子说:“这是见了鬼？”而绝大多数代表看到了这本小册子，边阅读边交谈，情绪一时间活跃了起来。恽代英对坐在一旁的杨之华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写得尖锐！文章中对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取领导权？这些问题问得实在是好！”会上，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代表，他们在阅读瞿秋白的文章后，纷纷站立了起来，激愤地批判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土地改革和建立人民政权两大政治任务，并讨论通过了关于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发展工人运动等问题决议。瞿秋白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议结束后的6月3日，瞿秋白被补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明确主管中宣部工作。这年的7月，瞿秋白已事实上接替陈独秀担负起中央的领导工作。羊牧之看着工作更加繁忙而身体日益衰弱的瞿秋白感到很心痛，于是经常上机关二楼去看望住宿、工作在这里的瞿秋白。这位同乡老友带着淡淡的笑意说:“现在是形势紧迫啊，我已经跨上了战马，除非中弹倒在枪口下，能不向前猛冲吗？”

　　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赶出单行本

　　1926年7月，北伐军势如破竹，不到半年时间，即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的封建军阀的主力。当时形势大好的又一个标志是，农民运动如火如荼。

　　但在对时局的估计和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以及如何与国民党相处等方面，中共中央高层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瞿秋白与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的观点相悖，争论异常激烈。瞿秋白这时因肺病日趋严重，在党组织的催促和安排下，住进了医院的单人病房。谁知他一到医院，就要杨之华按照他开列的书目送书来，他说要乘机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他边读书，边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思考着许多问题。他说:“我一天不做事，就会感到不舒服。”

　　在这期间，他撰写了20多篇文章。其中在有关中国革命与农民问题的文章中，明确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的重要观点，认为没有农民的参加，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1926年8月间，他又在广州，带病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演讲了《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就在这篇演讲里，他提出了“必须要重视解决农民问题，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这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的观点。他还提出了耕地农有、武装农民、农民参加政权、剥夺买办地主阶级政权等方面的具体主张。瞿秋白的这些论述恰好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示相吻合。斯大林在他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领导中国革命使之能够取得胜利的指示中特别强调指出:“农民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把千百万的农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并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而成为他们的领袖，革命事业就不可能胜利。”

　　羊牧之曾回忆说，瞿秋白于1927年3月中旬到达武汉，在了解了党内在对待农民运动的分歧意见后郑重对他说:“目前，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毛泽东则不同，他针对我们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1927年1月亲自到湖南农村，作了32天的实地调查，写出了针对性很强、很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文章中痛斥了我们党内一切怀疑、否认农民运动的错误论调，大加赞赏农民运动，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瞿秋白显得异常气愤:“毛泽东的这份调查报告，在湖南省委机关周刊《战士》上首先刊登了部分章节，对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可是，在毛泽东将这份报告寄到中央后，陈独秀、彭述之却不准在《向导》周刊上全文发表。”

　　羊牧之生前清晰地记得，有一天的深夜里，他已经熟睡了。瞿秋白开会一回来就叫醒了他说:“我已看过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调查报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一篇好文章。”瞿秋白说后就交代他要单独刊印成小册子。羊牧之因当夜睡眼惺忪，一时未能弄清楚单独刊印的原由，出于是老乡熟人，他就去找住在楼上的瞿秋白，欲问个明白。谁知瞿秋白却问羊牧之有否看过这篇调查报告？还未来得及阅看的羊牧之脱口回答说:“只是翻了一下。”瞿秋白听了羊牧之的回答，显得很不满意。他严肃地说:“这不行，我们部里的同志，对党内任何同志送来中央的报告文章，都要认真地研究，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说着，他站起来:“只是翻了一下，我们旧衙门里的‘师爷’！”看到瞿秋白对自己的好友和部属这样严肃的批评，站在一旁的杨之华感到不服气。她接过瞿秋白的话头说:“牧之昨天翻了一下，今天可以再翻几下，你抓住人家一句话不放，我看啊，你才是摆出了旧衙门的官僚架子来了。”杨之华这一插话，使得3人不由得都笑了起来。

　　羊牧之说:“瞿秋白看到了党在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已经发展到非常危险的境况了，必须要及时纠正，所以他急着要赶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羊牧之记得，瞿秋白为了使党内外的同志都能够重视这篇调查报告，他还特别在4月11日的深夜赶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笔者找到的序言是这样写的:“‘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惰农、痞子……’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的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称毛泽东、彭湃为“农民运动的王！”

　　羊牧之在上世纪90年代还回忆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瞿秋白所写的序言，在瞿秋白对我交办后，我就郑重交给了一位熟悉党的出版机构武汉长江书局的负责同志，是这位负责同志去办理了赶排出版单行本的事宜。”出版后的单行本，其书名改为《湖南农民革命(一)》，一时间广为传播，影响很大。

　　《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小册子印好不久，恰好杨之华从上海来到了武汉。谁知她刚见到瞿秋白，瞿秋白便从抽屉里拿出了几本书来，认真地对她说:“你要冷静下来，不要被革命高潮冲昏头脑。”说着，又特别拿起了《湖南农民革命(一)》这本小册子对杨之华说:“人人应该读几遍，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你要好好研究这几本小册子，这算是我在武汉给你的见面礼。”

　　关于这本《湖南农民革命(一)》的小册子，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于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先后用俄文和英文发表了。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说，这篇调查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