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

　　我们常常闹不明白一些特大恶性事件如何会发生，事后总是一再感觉“震惊”。6月30日中青报刊登的报道《青年郭大军的噩梦与救赎》，为我们提供了“事前”的标本。幸运的是，这位“潜在”的杀人凶手，已经在悬崖的边缘处稳稳地停下——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这个年轻人时常在做着同样的一个梦：一群人冲进他家，杀死了母亲，血流成河。为了报仇，他把杀进门来的仇家全杀了，最后坐牢，等待被枪毙……他说，梦里他想喊，却又喊不出来。

　　“每一次，他不是惊醒，就是哭醒。醒来后，常常独自呆坐，身体颤栗不已，久久不能从恐惧中摆脱。

　　“每逢家中遇事，他总是整宿整宿地失眠，好不容易睡着，又在噩梦中惊醒。他爬起来给家里打电话，直到父母告诉他家里人都平安，不安的内心才能稍稍平静下来。”

　　“直到现在，每次回家我都很害怕，总担心仇家从角落里突然冒出来，就像无数次梦到的那样。”他说。

　　这是一个“老上访户”的儿子的故事。悲剧的起因是一些鸡毛蒜皮般的小事：单门独户的一家，在村里屡受强邻欺负；发生纠纷后得不到基层政府公正处理；去更高一级政府上访，更加得罪了基层政府；再越级上访，从此成为“刁民”，屡访屡被抓……

　　众所周知，“我们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绝大多数情况下，吃点苦受点罪吃点冤枉，最终也都认了命。但总会有些人心里不服吧，于是就总做“把杀进门来的仇家全杀了，最后坐牢，等待被枪毙”的梦。也总会有个别人把心里想的付诸行动，于是一起又一起的所谓“恶性突发案件”就免不了发生。

　　要减少社会上隐约闪现的戾气，就要减少仇恨；要想消解仇恨，“牧民官”们就要“情为民所系”，就要尽职尽责。反之，在权力对民情冷漠的地方，就会有戾气在滋长。

　　具体到这家人的遭遇来说，我就想，那些乡镇干部们，哪怕你“拉偏架”、“和稀泥”呢，只要别那么冷漠，仇恨都会因此淡化几分。譬如说，派出所警察在登门“处置”这户上访“刁民”的时候，如果略有一点“同情之理解”，也就是说多一点人性，满可以在教训他们的同时，也恐吓他们的乡邻两句：“你们谁敢再欺负这家人，我就拷他！”这样，尽管仍然很不公道，但这家人对社会也能多一点点信任和希望！

　　何况，公正彻底地处理掉这一“信访积案”，也并不很难——说“举手之劳”有点过分，但也就仅比按照冰冷的程序盖章收转，略微麻烦那么一点点罢。

　　最后，就这个青年的遭遇，我还要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制度再唱一次赞歌。从7岁到27岁，“仇恨在心要发芽”，这位青年为什么能够一直把戾气抑制在心里？是因为有个高考制度，让他能看到彻底离开屈辱的家乡的希望。如果连这样的希望都没有了，甚至恢复实行推荐制度，把他仇人村支书家的孩子保送到大学去了，那么，他很可能早已按照梦中所想，采取了实际行动。

　　“万恶的高考制度”为什么不能废除？这是一条重要的理由——它能为社会消解戾气，它能让绝望者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