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

　　从昨天（7月1日）开始，河南、陕西、安徽、海南等省开始上调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各省的上调幅度均在20％以上，其中海南三类地区的工资增幅达到40％以上。至此，今年以来，我国已有27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全国总工会的官员说，这为下一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每日经济新闻》7月1日）

　　政府为企业设立最低工资标准，这是在我国出现新型劳资关系以后，政府为保护处于相对弱势的劳动者权益而推出的行政手段。但是，在一些专家看来，政府提供的最低工资标准，却是违反市场法则，阻碍市场竞争的。日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平安财富论坛”上发表了一个演讲，其中就提到了政府出台的最低工资标准。他以不屑的口吻说道：“假如要推出什么最低工资，再大力推行《劳动法》，搞什么集体协商，任何从事保护劳动力的东西，都是会影响竞争的。”（《东方早报》6月29日）

　　张五常的这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应当说在我国经济学界一向有其市场。但是，这种“理论”回避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即企业的竞争力到底从何而来？放眼看一看世界上一些有竞争力的跨国大企业，它们无不是以创新型的产品来占领市场，而决不是以削减职工工资来增厚企业主的腰包。但在我国，由于企业普遍缺少创新能力，市场上充满同质化竞争。在这样的市场中，企业主为了更多地占有市场，惟有从内部挖掘潜力。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低劣产品充斥市场，另一方面职工工资长期难以提高，职工无法通过劳动收入，获得体面生活。张五常在演讲中说：“假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保护劳动者的法令是今天这些法令的话，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其实，这正是我国在过去20年来发展中的问题所在，GDP指数的上升以压制劳动者幸福指数为代价，它的后遗症正在逐渐显露出来，一些企业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已经为它提供了注脚。很显然，以往那种只顾一头而放弃另一头的制度安排，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发展方向了。

　　按照纯粹的市场经济理论，政府确实没有必要规定最低工资，要求企业严格执行。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一向表现为“买方市场”，近几年虽然在一些城市出现了“用工荒”，但它更多地表现出阶段性，而不是一种长期现象。总的来说，资方对劳动力仍然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在诸如工资等事宜上，劳动者并无多少主动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政府作为市场的仲裁者，自然应该更多地站在弱势一方，为劳动者搭建一个合理的博弈平台，最低工资标准的出台，就显示了政府的这种努力。

　　其实，按照目前各省市已经提高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对于我国目前不断上升的生活支出，仍然是偏低的，很难过上体面生活。以北京来说，提高标准后的最低工资是960元，每一个对我国大城市生活有印象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依靠这些工资，可能连上一次餐馆、添置一件像样的衣服、打一次出租车都是奢望。

　　很显然，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已经充分考虑到了一些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但它不应该反过来成为企业拒绝给职工加薪的理由。理想的状态是，职工的个人收入能够与企业的发展保持同步，当企业的效益出现上升的时候，职工的工资也能够上升，让他们能够分享到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很显然，这需要建立起新的博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