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永良和他赖以生存的小鞋店

　　10年前，文县一中学生张福文拿着同班同学任永良被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高职电算会计专业录取的通知书和户口冒名上了大学，10年后的一次偶然机会，这个谎言在无意间被揭穿；

　　最终，张福文父子受到应有的惩罚，而牵扯进此事的另外3名“看似无辜的人”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理。

　　背负十年的“黑户”

　　2008年7月的一天，陇南市文县桥头乡小伙任永良的父亲任富贤跑到乡政府领取地震救灾补助款时，却被乡政府工作人员告知：“你儿子的户口没有了，已经被转走很多年了。”此话不但让任永良的父亲莫名其妙，就连任永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父亲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时充斥在自己脑子里的惊诧。

　　任永良说，10年间，他从未迁移过自己的户口，怎么突然就变成了“黑户”？“户口怎么丢的？”惊愕之余，任永良开始追寻答案。

　　1999年，任永良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318分的高考成绩让任永良在倍感失望的同时，也下定了复读的决心。然而，任永良并不知道，当时他已被尚未升格为本科院校的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高职电算会计专业录取。直到10年后，任永良才知道自己早已经是一名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准大学生”。

　　正是这张高职录取通知书成了任永良和他同班同学张福文命运的分水岭。

　　任永良第二年的复读依然不尽如人意，他只好自费攻读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专科。3年大专毕业后，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任永良就远赴广东打工。2008年初，任永良在家人和亲戚的帮助下投资3万多元在武都开了一家鞋店，做起了生意。

　　接完父亲那个电话后不久，任永良便匆匆赶到文县县城打听此事。在与一名中学同学偶然的闲聊中，任永良得知，他的高中同班同学张福文改名为张永良，现在在文县一家单位上班。

　　几经努力，任永良终于查到，在张福文和张永良的户籍中，照片和地址完全一致。此外，张永良的户口是2002年7月因“大（中）专学生毕业”由甘肃天水迁入文县城关镇的。户籍姓名的曾用名为“任永良”，迁入后不久改为张永良。而张福文的户籍从未有过类似迁移记录。其后，他又专门到桥头派出所，查询自己户口迁移时的存根。存根显示，他的户口是1999年10月被迁往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迁移原因是上学。2002年9月，“任永良”改名为“张永良”。

　　至此，任永良豁然明白，他的户口正是在1999年被张福文“调包”后，迁往天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上了这个大学。

　　艰难的立案过程

　　任永良在发现张福文冒名顶替他上了大学的真相后第一时间向文县公安局报了案。

　　但令任永良没有想到的是，文县公安局最后给他的答复是“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无法立案调查，其后，任永良又找到文县检察院，但同样因为时间太久没有被立案。

　　迫于无奈，任永良开始寻找媒体反映此事。2009年8月3日，本报以《户口“意外失踪” 枉背“黑户”十年》为题最先披露了文县男子张福文在10年前冒名顶替同班同学任永良前往天水师专上学这个隐藏长达10年的秘密后，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和当地政府的强烈关注。

　　2009年8月4日，文县县委书记和文县政法委书记就此事先后进行专门批示，文县检察院随后介入调查。

　　然而，文县检察院的介入调查让任永良足足等了8个月之久。

　　2009年11月11日，文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建英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承认：“冒名顶替是真的，事实是清楚的， 但有很多问题在困扰检察院办案人员：高考录取通知书是怎样到张福文手中的？两人的学籍档案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修改的？任永良的户口是怎样被冒领的？”

　　而正是这一连串疑问带来的问题导致检察院的调查一拖再拖。

　　“关键是时间跨度太长，当时的档案都找不全。作为检察机关，是要把责任落实到人头上。”具体经办此案的文县人民检察院反渎局副局长刘文武如此解释调查困难的原因。

　　2009年11月23日，为等待文县检察院调查结果“等得心慌”的任永良又将自己的举报材料交到陇南市检察院，但陇南市检察院随后再次将此案移至文县检察院。

　　但是，在今年4月份之前，任永良还是没有接到任何关于调查结果的消息。

　　直到2010年4月20日，在文县检察院介入调查长达8个月时间之后，任永良终于得到了文县检察院下达的一份不立案通知书：经本院审查认为，此案超出诉讼时效，决定不予立案。

　　市委书记批示之后

　　2010年4月底，“无计可施”的任永良通过陇南市市委信访科将一份举报材料投送到了陇南市委书记王玺玉的办公室。5月13日，任永良从陇南市委信访办得知，王玺玉将他的投诉材料做了专门的批示后已通过相关部门转到文县政府。

　　随后，文县纪检委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至此，这个拖延了近一年的“十年黑户”事件才真正踏上了解决之路。

　　6月26日，任永良从文县纪检委拿到了两份处理决定：

　　一份是2010年5月底由中共文县纪委下发《关于给予张汝云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文件：1999年9月，文县一中学生任永良被天水师专电算会计高职班补录，录取通知书被同班同学张福文得到，张福文现年60岁的父亲张汝云（已退休）遂帮助张福文通过涂改、伪造等手段编造了部分学籍档案，使张福文冒名顶替任永良上了大学。张汝云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帮助亲人造假，欺骗组织，其做法是极端错误的。为了严肃党的纪律，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二条之规定，经2010年5月24日文县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张汝云开除党籍处分。

　　另一份文件是6月1日由文县人事局向文县党史研究县志编纂办公室下发的《关于清退张永良同志工作的决定》：现年30岁的张永良同志1999年冒名顶替任永良同志上天水师专，2002年毕业后参加工作，建议按相关规定对张永良进行清退。经局务会议研究并报请县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同意，决定对张永良同志予以清退，并从即日起停发工资。

　　6月29日，记者从文县纪检委了解到，在1999年的高考录取工作中，文县招生办对上线的考生档案和线下建档的考生档案没有做到专人专管，将退回的档案散放到柜子上，对提取档案没有做详细记录，违反了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酿成了张永良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了负面影响。时任文县招生办公室副主任侯福德分管大专招生工作，对此负主要责任。为了严肃党的纪律，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九条之规定，经2010年5月22日文县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侯福德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002年10月，张永良调县志办工作。2006年6月8日，在某单位任职的张汝云将教育局密封好的张永良的档案从文县教育局带出，2006年6月12日，传递给文县人事局，人事局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发现档案已启封，档案内容有涂改，拒绝接收。第二天，时任档案分管工作的人事局副局长陈继成将管理人员叫到办公室，安排接收了张永良的档案。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经2010年5月22日监察局局长办公室会议决定，给与陈继成同志行政警告处分。

　　文县一中收发室老师毛显文则是在当时有人领取任永良录取通知书后，将录取通知书学生签名确认的签册遗失，造成对任永良录取通知书签领的重要资料证据无从查考，负有主要责任，被文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给予记过处分。

　　6月30日，毛显文对本报记者说，“签到制度不健全”不是他的责任，“签册遗失”是因为学校一直以来都只对这些签册保管二至三年，现在已经过去10年了，遗失是正常的，所以他对这个处理结果有异议，目前正在向相关部门申请复议。

　　毛显文说，事情已经过去10年了，况且每年领取录取通知书的人那么多，他根本记不得当时是谁领走了任永良的录取通知书，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录取通知书应该是学生本人持身份证才能领走的。

　　而正是毛显文将“签册遗失”和10年后“记忆模糊”，最终导致文县检察院无法立案调查此事。这一点，也是后来文县纪检委整个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最重要的“瓶颈”。

　　谁该为“十年黑户”埋单？

　　在文县纪检委的调查处理结果中，文县公安局没有一个人被牵扯到此事中，让包括毛显文在内的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为此，不少人发问：“任永良的户口是怎么从桥头派出所迁走的？”

　　文县公安局户籍管理室主任张晓文说，1999年，乡镇户籍管理正处于由乡政府向派出所移交工作的初期阶段，当时乡政府只是向派出所移交了城镇户口，农村户口还是由乡政府管理，并且当时户口还没有上网，户籍办理全部是手工操作，因此，当时乡镇对户籍管理比较混乱，考生只要拿着高考录取通知书即可轻而易举地迁走户籍。

　　张警官说，公安机关在调查中也曾调出了任永良户口迁移的副本底子，但是这个副本上也没有任何经办人签字，并且在相关内容填写上有明显的两种笔迹，当时办公人员也相互推诿，现在已经很难查出当初是谁经办此事的。

　　2009年11月份，文县公安局已经将姓名为“张永良”的户籍注销，恢复了任永良的户口，并转移到文县桥头派出所。为此，张晓文还亲自给任永良打电话让他去办理落户事宜，但至今任永良没有到桥头派出所办理此事。

　　记者在调查中得知，其实在媒体曝光此事之前，张福文父子曾找过任永良父母试图协商私了此事，当时双方口头协商由张福文拿出18万元补偿任永良“达成协议”，任永良则要答应不再翻案。随后，张汝云即向中间人的银行账户汇款10万元，但是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当地检察机关介入调查，这笔钱也随之被冻结。

　　任永良说，当时他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协议没有生效”。

　　一位知情人说，其实在1999年高考结束后，张永良的高考成绩也可以自费读成县师范，张永良如果当初不去冒名顶替，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境地。“说白了，任永良和张永良两个人都是受害者，一个丢了户口，一个丢了工作。”这位知情人如此叹息道。

　　6月29日至30日两天，记者试图联系张永良父子，但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一场长达十年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就这样随着媒体的曝光在曲折中渐渐走向终结。然而此时此刻，令任永良最担心的还是他的赔偿问题，“牵扯此事的主要人员虽然被处理了，但张福文顶替我上大学并导致我背了十年‘黑户’所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任永良对此深感困惑。文县纪检委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关于赔偿问题已经属于民事问题，双方如不能自行协商解决则只能通过司法程序去解决了。

　　■文/图 本报记者 张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