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小煤矿，还是黑砖窑，死灰复燃的背后，不少都有本地不同级别、不同能量的官员在撑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力量敢与国家和本省、市的禁令相抗衡？

　　一边是奔腾的黄河水，一边是滩区掘地不止的砖窑厂。就这么挖下去，必致堤坝基础不牢，岂不影响百姓生命安全？这样的滩区原本即为耕地，既能护堤又有种植收益，都去建窑厂岂不破坏耕地？生产实心黏土砖对耕地破坏严重，国家已禁止使用，为何还要违规生产？

　　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黄河滩区建砖瓦窑厂都有害而无利。去年，媒体披露河南原阳等地的100多家黑砖窑后，河南沿黄四市共拆297座，停产整顿其余858座，35名相关责任人还受到责任追究，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风声一过，死灰复燃。在原阳黄河滩区，砖窑已复昔日繁忙景象。

　　违规，查处，再违规，再查处，死灰复燃循环往复，类似现象我们见得多了。一些地方的小煤矿等“五小”，早把这一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实践也早已告诉我们，在那样一些经济利益等比较彰显的地方，窑主、矿主之类的人，或是本地有实权干部的亲属，或是与其进行利益分成而结成的“死党”。换言之，开窑开矿者，或有能力死灰复燃者，大都与本地干部有牵涉。无论是小煤矿，还是黑砖窑，死灰复燃的背后，不少都有本地不同级别、不同能量的官员在撑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力量敢与国家和本省、市的禁令相抗衡？

　　屡禁难止，就在于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没有彻底斩断。人们不会怀疑有关禁令决策的正确性，质疑的乃是，禁令执行何以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何以总是令行处偃旗息鼓、令过后“昨日再来”，何以总是只关停了事，而不对官员问题进行彻底查治。难道禁令是惧于上级和舆论的压力而被迫做出？难道禁令从来都是立足于只治标不治本？

　　人们质疑追问的结果，也许触碰到的是一个整肃干部的难题。执行禁令者，即多是违令者。让当地官员亲手毁掉自己的利益？结果必是阳奉阴违留一手。那就对他们都严肃查处，但真要下决心查个底朝天，发现不少干部都有不同程度干系，岂不造成当地权力真空？那就下决心再来个大换血，结果麻烦或许更多，本地干部有牵扯便多用外地来的干部，但一方面缺乏“本地知识”必难压场，另一面熟悉本地之后又面临被利益诱惑而重回官商勾结的老调了。

　　如此难题，或许让整肃干部采用了妥协的艺术。即是杀一儆百，抓大放小。也就是对一些领导责任人、直接责任人处理一下，对其他人放一马，恩威并施，期待各色干部人等奉公守法。然而，这样的处理艺术，越来越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总有一些人会前赴后继，也总有一些人得着实惠而无恙。结果便常常出现这样的现实尴尬，担领导之责的未必有利益牵扯，有利益纠葛的逃避惩罚。

　　那么，何时才能跳出死灰复燃的恶性循环？何时才能告别运动式执法？怎样建立即时动态的干部监督管理机制？怎样制住官商勾结这个恶魔？这或许是我们面对黄河滩区砖瓦窑厂死灰复燃时，更应深思的问题。

　　本报特约评论员乔子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