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即使我在这样的公司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也不是我想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能做什么，你所能做的，只是在某个时刻辨别哪个选择更好一些。 ”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谢 岚 发自美国密歇根

　　这样的一条路，没有问题，问题是，假如有人没踩准这个“整齐”的节奏，落了单呢？假如有人中途想离开大路，到别的岔道上逛逛呢？假如有人根本不想走这条路，想自己开一条路呢？

　　一、为什么想写写他

　　德维恩是我在这里认识的一位年轻教授，他也实在很符合教授的模样：

　　衬衫，长裤。讲话慢条斯理。两个月内必剪一次头发。常常看见他在办公室和学生讨论问题，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

　　我们一起在印度餐馆吃饭的时候，他只点了道咖喱蔬菜主食，一勺一勺吃得很慢。他说，我正在控制体重。

　　闲谈中说到了各自的家庭。问及有几个小孩时，德维恩的脸上忽然闪现出一股特别认真的神情。他放下刀叉，十指交叉搁在餐桌边，想了一会儿，抬头说道：

　　“其实，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不是我妻子生的。现在，他和他妈妈住在另外一个州。他出生时，我19岁。”

　　我有些意外，头脑里跟着跳出一串问题：

　　他看起来谨慎稳重，怎么那么年轻就有孩子了？

　　在美国，一对19岁的“青少年”怎么养大孩子？

　　这么早当了爹，他怎么还能读大学，读的还是和生计最不搭界的哲学？

　　……

　　这些问题，都来自于我的“中国背景”。

　　因为我猜得到，假如一个18岁的中国男孩不小心有了孩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90%以上的可能性，是赶紧秘密地去医院做手术。不然的话，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呢？当大学还在为本科生能不能结婚的事情伤脑筋，它会接受一个“少年爸爸”学生吗？还有，孩子能上户口吗？……

　　“十八九岁做爸爸，在美国常见吗？”我问道。

　　“不能说常见，但也不稀奇。我班上也有二三个这样的学生，二十岁上下。”

　　选择放弃，还是生下孩子，不是一个好坏对错的问题，我丝毫没有比较的意思，只是忽然意识到：在我身边那么多的人，选择常常只有一个。似乎我们都得按照一条约定俗成的路走下去：十八九岁，最好考上大学；二十三四，最好拿到文凭；三十之内，最好买房、结婚，混出个样子；再过几年，最好赶紧生个孩子。

　　这样的一条路，没有问题，问题是，假如有人没踩准这个“整齐”的节奏，落了单呢？假如有人中途想离开大路，到别的岔道上逛逛呢？假如有人根本不想走这条路，想自己开一条路呢？

　　我和德维恩另外约了一个时间，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我想看看，选择是如何可能的，而在选择的路途中，又要承受些什么。

　　二、我怎么当一个父亲

　　美国高中（Highschool）要读四年，从9年级到12年级。

　　18岁，“高四”的一天，德维恩接到了女朋友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她刚刚拿到报告：“我们怎么办，我怀孕了。”女友是学妹，小他两岁。

　　“五分钟里，我握着话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本秘密的恋情见光了，两家人见面商量后决定把孩子生下来。19岁，德维恩就当了爹。

　　“你有没有想过不要这个孩子？”我问他。

　　“生下孩子，我并不犹豫，我犹豫的是，我怎么当个父亲。”德维恩说。

　　“生还是不生，主要取决于什么？”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生活环境。在我从小成长的地方，观念就是这样，有了孩子，就生下来，养大。我家有六个孩子。大家认为，孩子总是比他带来的困难更重要。但在一些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有些会生下来，但有些也会选择流产。”

　　德维恩的老家在弗吉尼亚州南边的古老小镇Tappahannock。当年欧洲人来这里拓荒时，曾经取过另外一个名字，但当地没一个人喜欢，仍旧改回Tappahannock这个土著美洲人的“老词”。从这个细节，似乎可以想像小镇的一些性格：吃苦耐劳，又有点固执保守。

　　德维恩并不喜欢这里的生活。

　　“Tappahannock是一个闭塞的乡镇，大片农田。人们总是告诉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最好‘符合’，不允许提问，而我是极少数‘不符合’的人。镇上的人除了礼拜天，也经常上教堂，聚在一起读圣经，这是最主要的社交活动，你不参加，就脱离了这个社区。读高中时，每周五晚上，镇上有两个固定的活动：滑旱冰和公园里的露天派对，我这个年龄的男孩女孩几乎都去，如果你不出现，那么你就不可能被这个群体完全接受。我的高中生涯被贴上了一个标签：不合群的人。因为我不属于任何一个集体，独来独往，然后他们就会说，你看，那个不合群的人。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是感到不属于这个地方。”

　　“那你喜欢做什么？”我问。

　　“翘课，在家看书，思考。我爸爸在河边的伐木工厂干活，附近还有一家造纸厂，气味非常可怕。他是靠两手挣生活的人，总是不屑地说，你读这些东西究竟能干什么？它们在现实世界里完全用不上！”

　　德维恩站起身，从办公室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我，杏灰色的封面上印着一个非裔美国人的黑白头像：“他叫考奈尔·卫斯特，很有名的美国哲学家，1960年代民权运动时倡导民主，种族平等，很有社会影响力。这本书对当时的我影响很大。”

　　书保存完好，几乎和新的一样，里面一道划线、一条笔记都没有。“也许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以至于我决定不在上面写一个字。”“它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德维恩抚过封面，指着照片下的副题说，“大概就是这两个词：哲学，种族。”

　　“这和当时的你有什么关系？”“我想知道我是谁。”

　　三、“少年爸爸”也能上大学

　　和在中国一样，三个“孩子”要想独立生活，是很困难的。两家人讨论下来，决定这么办：女朋友带着孩子住在她父母家，德维恩仍旧住在自己家，尽可能多打几份工，周末或者一有空，就住到女朋友家，一起照顾孩子。

　　和在中国不太一样的是，德维恩还能继续上大学。至少，没钱、忙得团团转的德维恩可以上社区大学。“以前我并不想上社区大学，它和我的高中一样没意思，但我有了孩子，要买食物、衣服、玩具，以后还得买公寓，就必须有一份全职工作，而要找到全职工作，起码得有社区大学的文凭。”

　　美国的社区大学（CommunityCollege）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所在的大急流市（GrandRapids）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城市，市区大约一小时就能走遍。在市区最好的位置——图书馆、100多年岁的大教堂、最贵的公寓旁边，就是“大急流社区大学”。我进去转悠过，有些迷惑：怎么一所大学里面又堂而皇之挂着另外一所大学的招牌呢？怎么这里的大学生，还要上“指尖放血”这样的课呢？

　　在该校执教的华裔教授陈建初告诉我，国内的“社区大学”等同于“老年大学”，而美国的社区大学是整个高等教育的一部分，但它的设计又和四年制大学不一样。

　　“社区大学是两年制的，有几类完全不同的学生。

　　第一类，是来transfer的，就是说，如果拿到学位，可以申请四年制大学，再读两年就可以了。当地的州立大学常常会和社区大学相互合作，提供资源，所以你会在我们学校看到其他大学的招牌。社区大学按学分收费，两年大约只要4500美元，比四年制大学低很多，适合低收入家庭。

　　社区大学不需要 SAT或ACT的考试成绩，那些高中成绩不那么好，或者潜力还没有开发出来的学生，也能继续接受教育（SAT和ACT是两个美国最常见的评估学生学术能力的考试，由商业机构主办，但考试规范，科学，公正。美国学生一年能考7次，数年内有效，且可以将各次考试的最高分“综合”在一起作为最终成绩，是美国大学录取学生的参考标准之一——记者注）。

　　也有一些美国孩子，高中毕业时还没想好要不要读大学，读什么专业，先工作或者去世界各地转转，过几年想上大学了，也可以从社区大学开始。

　　第二类，是来读‘职业文凭’的学生。比如我们学校就有会计、护士、牙医助手、电器修理、修车、厨师等各种职业培训。在美国，这些工作都需要专业证书，必须要高中以上学历。

　　还有一类就是‘再就业培训’。比如最近几年，这里一些制造业企业停产，合并，那么政府就出钱，和社区大学合作，为下岗、失业的人提供职业培训，帮助他们掌握新的技能，重新找到工作。比如我们学校的厨师专业就办得很好，学生不少。

　　社区大学是个挺有意思的地方，什么年龄的人都有，资质非常好的学生也有，读不下去的人也不少。学校的钱由地方财政负责，一大部分来自本地的房产税。”

　　德维恩最终决定上社区大学，也得益于美国社会为推进教育公平所设计的“支持网络”。“那时，镇上有个项目，由教育部提供资金，资助教育水准比较落后的族裔，比如墨西哥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的小孩上大学，还有残障学生、无家可归者的孩子。

　　我们家有个老朋友，一个四十多岁的非裔美国妇女，她恰好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她知道我高中成绩并不好，但觉得我有潜力，就到我家里、到打工的地方，把我揪住，‘逼’我上大学。她个头矮小，但很有威严。她毫不含糊地让我知道，我必须去上社区大学，必须好好读书。她‘威胁’我，要是我不去，就去我打工的地方，当着老板的面狠狠地揍我。我知道她会这么干的。后来，她帮助我申请到了一小笔奖学金，这样，我就能付头一年的学费。”

　　那两年的德维恩，过着比同龄中国男孩辛苦得多的生活：上午八九点到下午一两点，上课。接着赶去上8小时的夜班，从下午3点到半夜12点，然后回家倒头昏睡，或者使劲撑开快要合上的眼睛，给孩子换尿布，哄他睡觉。“那时候的生活……可真是头疼。不过，当你还是19、20岁，似乎总有精力，再累也能熬过去。”

　　“很累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我问。

　　“读点喜欢读的书，偶尔喝点酒。”

　　“这时候，你怎么看生下孩子这个选择？”“我知道，不论我心里怎么想，我必须在那里。”

　　四、靠近与分离

　　那位强悍的女士没看错。

　　孩子两岁的时候，德维恩从社区大学毕业了，他是那一届最优秀的学生。在毕业典礼发表致辞，这对美国学生来说，是一个很骄傲的荣誉。

　　能从社区大学转入四年制大学，是不容易的。前些天我在新闻上看到，纽约市立大学名誉校长马修·格斯特恩在哈佛俱乐部发表演讲说，美国社区大学发展迅速，但学生毕业率偏低。以纽约市立大学为例，入学率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43%，而毕业率只有16%。他认为，经济状况、家庭责任、工作压力，以及缺少足够的信息都是毕业率低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生的能力无法达到大学的要求。

　　德维恩相信两年后就能拿到本科文凭，。有了它，日后就可能找到一份钱更多的全职工作。

　　但在收到弗吉尼亚州ChristopherNewport大学（以下简称CNU——记者注）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分歧来了。

　　“CNU离家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是我当时最理想的选择。但孩子的妈妈觉得太远了，不同意。”

　　“你觉得她在担心什么？”我问道。

　　“她担心我会离开她，担心我会在大学里爱上别人。”“后来你怎么决定怎么办？”“我还是决定去上大学。”德维恩呼了口气，轻轻摇摇头，我似乎从这个小动作中感受到当时两人争执的激烈和伤害。“和在这个古老的镇子，只有农业、小型的家庭企业，一张社区大学文凭，能有什么发展呢？而且，即使我能找到工作，养活一家人，但也不想就这么过一辈子。”

　　“对于孩子妈妈的担心，你怎么办？”

　　“我试着让她相信，我不是要离开她，而是为以后更好的生活而努力，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她相信。事实上，当时我并不太理解她为什么那么反对。”

　　德维恩在CNU所在的城市第一次找到了归属感，但两种生活之间的裂缝并没有如他期待的那样弥合，反而越裂越大。

　　“和Tappahhannock不同，NewportNews（CNU所在的城市——记者注）是城市文化，有很多地方可以去，CNU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很多人也是移民的后代，在美国长大，但有些人去过自己的祖国，大家的文化背景很丰富。在这里，我能找到趣味相投的朋友，一起去咖啡馆，博物馆，听音乐会，偶尔喝一杯酒。到CNU读大学，是我第一次体验另外一种文化，另外一种生活，第一次有了归属感。”

　　“另一方面，我和孩子妈妈的关系却很困扰我们。我很高兴孩子出生，但他的成长没有改善我们的关系，而是越来越糟糕。她一直在指责我：你离开了我们，你离开了我们。关系仍然越来越坏，最后我们只是因为孩子而互相忍受。大三，也就是在CNU头一年，我们分手了。”

　　“分手后整整两年，我都没有约会。有过一段持续三年多，让人疲倦难受的关系，我一点都不想和异性再开始一段亲密关系。专注于学业，和朋友在一起，让我感觉更舒服。”

　　周一到周五，德维恩上课，做兼职，和朋友在一起。周五晚上到下周一早晨，他回到小镇做“爸爸”，尽可能和孩子呆在一起，陪他去公园玩。夏天，带着他和另外几个同龄的孩子一起去海边。“我没法和他说，嘿，小家伙，我和你妈妈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们分开了。我不知道怎么做，只是告诉他，爸爸要去读书，但我每个周末都回来看你，我们还可以打电话。爸爸爱你。我希望固定时间的见面可以让他感觉到，即使爸爸不在身边，他也没有‘离开’。”

　　五、它可能是我最好的选择，也是我最糟糕的选择

　　和很多美国大学生一样，为了多一些机会，本科毕业后的德维恩一边打工，一边找全职工作，同时也向几所大学申请读硕士。

　　2002年6月，南伊利诺伊大学给他回复：愿意录取他，并提供第一年的研究资金。

　　高中时代那本民权领袖的书令德维恩对美国传统的实用主义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南伊利诺伊正是研究该学派的重镇。而且，“星巴克打工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即使我在这样的公司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也不是我想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能做什么，你所能做的，只是在某个时刻辨别哪个选择更好一些。”

　　德维恩只用了五年的时间，就在南伊利诺伊大学拿到了硕士和博士，这个速度，对美国文科领域来说，是相当迅速的（通常，攻读博士学位需要5-8年-记者注）。正是靠了这张文凭，德维恩从一个成绩中下的高中生，一个“少年爸爸”，变成了一个有着体面职业的中产阶级，这对今天出身贫寒的美国黑人家庭来说，仍然是不容易的。

　　“但是，去南伊利诺伊大学读研究生，可能是我做过的最好的选择，也是最糟糕的选择。”

　　这所大学离老家Tappahannock有1300多公里，开车单程就要14个多小时。德维恩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每个周末都能见到孩子。“一年只能回去四趟。有时候连续开车14个小时赶回学校，精疲力尽。生活真的非常忙碌。上课，做研究、写论文。这一年要张罗下一年的研究经费。要比同学找更多的兼职，学校虽然有奖学金，但那点钱远远不够。我必须得挣自己的学费，生活费，挣养孩子的钱。二三岁的孩子长得很快，衣服很快就穿不下了……后来我结婚了，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样的生活把我训练得更有耐心，更会管理自己的时间，但另一方面，我知道，想要和大儿子维持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变得困难了。”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他留在了一个你部分地想离开的世界？”我问道。

　　德维恩沉默了一会，答道：“我想说是的，但这样的说让我感觉很糟糕。”

　　“今天的生活，是一连串选择的结果。你觉得做选择的时候，你需要什么？”

　　“了解自己，辨别什么对自己是有价值的。”“什么对你是有价值的？”

　　听到这个问题，德维恩停顿了好一会，然后若有所思地说：“从19岁开始，我就一直非常忙，忙着做爸爸，忙着做丈夫，忙着做老师。我和生活太近了，和我自己太近了，我并不太了解我自己，不太知道内心的价值是什么。我只是和价值‘生活’在一起，选择让我意识到这些价值的存在。”“那么，哲学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他回答得很快：“哲学让我拥有一种批判的眼光，和日常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

　　采访完德维恩以后不久，我开始“混”在美国大学生中，旁听伟谷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一门关于家庭、性别和全球化的课。

　　第一次课结束后，一个戴格子帽子的姑娘问我，你觉得美国大学怎么样？

　　我看了看教室，头脑里不由蹦出了一个词：多元。

　　这个教室里的二十多个学生真可谓五花八门：有脸颊上雀斑未褪的“典型”大学生，也有新婚一年的少妇，和男友同居五年努力挣钱准备结婚的姑娘，胡子拉碴的电信业壮男，孙女都有的阿姨，还有一个非常渴望和女朋友“同性结婚”的中年大婶……更有意思的是，课堂有时安静，有时活跃，有人专注，有人瞌睡，大学的味道没有因学生成分的多样而减少。

　　课上老师问，你们中间谁有全职工作时，四五个人举起了手。再问，你们中间谁有兼职时，除了我这个异乡人，几乎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

　　现在，你大约知道，选择需要什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