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连宇

　　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27个省区市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7月1日起，沈阳也对全市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其中10区每月最低工资标准由700元调整为900元，4县（市）每月最低工资标准由600元调整为750元。

　　至今，上海、广东、浙江实际已迈入最低工资标准“千元俱乐部”，上海以1120元居全国之首。调整幅度之大，为历来所罕见。可惜，受益人群仍然有限——尽管对那些凭廉价劳动力牟利的企业来说，法定“最低工资”就是企业“最高工资”，但对表征社会风向标的中间阶层来说，调整最低工资远不如增加社会福利实惠。

　　同样是上周，名为缓解拥堵的时距并计，历经沈城各媒体体验后，大家心知肚明：出租车变相涨价已然确凿无疑的了。同时，在房产中介助推下，北京、沈阳等国内一线城市的房租价格暴涨。对那些漂在城市的“流动人口”来说，即便是不买车、不买房，生活成本也是蹦高儿上蹿，区区“最低工资”不过是一针“安慰剂”。

　　由此，“收入倍增”如何普惠每一个个体，“公共福利”如何兼顾每一个群体……把这些弄明白了，才能有效施展我们抑制通胀、改善生活的“手段”。

　　从一定意义而言，此番集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尚属回归了工作常态——2004年，中国政府要求每年至少调整一次最低工资。虽然，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注定引发加大企业成本、压缩企业利润，以及加剧通胀的议论。但对于中国，只有那些把“最低”当做“最高”的企业，才会喊“疼”。总体来说，所谓的上调“最低工资”，对于整个民生的补益还是杯水车薪，里外里赚了吆喝的“嗓子”、却亏了“肾”。

　　近日，有学者和媒体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背景，正在于长期的经济高增长映衬下的长期的低收入，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矛盾。尤其，6月30日新华社说，今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总额或达8万亿元并将位居世界第二。既然国家都这么有钱了，也是时候拿出来补贴国民了。往大里说，这种经济和社会的压力，一定程度上为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提供了内在的动力；往小里说，让老百姓兜里揣满了钱，既能拉动内需，又能改善生活。可惜，虽然各地集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但还无法与所谓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相联系，因为由此释放的涨薪压力，不过是消费前序。

　　如果说，在当前劳动力市场上，最缺乏的是劳资之间的工资协商机制。这是“收入倍增”一个瓶颈。那么，政府舍不得投入，一味加大税收，就是“公共福利”的死敌。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都是应有的福利服务，而不是某些人手中的摇钱树，更不能让普通大众为此埋单。这些基本福利一旦被“市场化”，无疑侵蚀了公民正常的投入产出——纳税却得不到相应的服务。

　　古人持家，讲究的是“开源节流”，如果说“收入倍增”有那么一点“开源”的效果的话，那么，政府能够提供一个完备的“公共福利”则是“节流”的最好诠释。两者相辅相成，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执政为民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