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市民文化大讲堂第一场演讲在深圳图书馆举行。深圳特区报记者 齐洁爽 摄

　　本月，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推出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系列讲座，昨日下午，《香港商报》副社长兼总编辑陈锡添的一场精彩演讲成为该系列的首讲，正是当年由陈锡添撰写、刊发在《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让国人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念，深圳特区改革开放的步伐才更坚实。深圳图书馆报告厅的演讲现场座无虚席，数百名深圳市民和陈锡添一同重温了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的历史时刻和《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诞生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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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放重要关头小平视察南方

　　小平同志1992年的视察南方是一件对深圳、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意义深远的大事件，而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的陈锡添有幸成为了这一事件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从1992年1月19日到23日，他全程跟随了小平同志在深圳5天的活动，并于当年3月26日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著名新闻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

　　陈锡添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小平视察南方的历史背景。他谈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处于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如何深入进行、怎么样搞社会主义、怎么样发展经济、怎么样进行现代化建设等等，这些问题都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中国人民正在选择。而那时“左”的势力抬头，什么事情都要问一个姓“社”姓“资”，以此反对和干扰改革开放。当时很多言论满天飞，如“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等。针对这些言论，小平同志在1991年到了一次上海，在上海讲了很多话，讲到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不应该这样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应该争论等。当时《解放日报》发了4篇评论，把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传达出去，叫大家不要争论了，否则会影响工作，误了发展的时机。但是这些文章发表后，受到北京舆论界的热议与质疑。这使人们在改革开放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胆子不大、步伐不快，束缚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时中国人民就面临怎样面对和平演变问题，反和平演变的呼声非常高，当时一种气氛是要把反和平演变当成一项中心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非常缓慢。这样的情况使得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非常忧虑，也由此小平同志决定了视察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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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平在“闲聊天”中谈出了中国的前进方向

　　陈锡添回忆说，小平同志在深圳5天，没有做任何报告，全部是闲聊天，但是闲聊天却没有闲话，谈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他记得，小平同志在任何场合只要停下来就谈，而且他讲话很慢，掰着手指，打着手势，娓娓道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谈出了中国的前进方向，谈出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

　　陈锡添把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概括为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谈姓“社”姓“资”问题，针对一些人说特区引进外资就是搞资本主义，小平同志驳斥说：“有的人认为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了，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小平同志还说：“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可以用，股票也可以拿来尝试，成功了就放开，不成功收了就是了。”当时有人攻击深圳是姓“资”，小平同志就明确地说“深圳姓‘社’不姓‘资’”，非常斩钉截铁地反对那些攻击深圳、攻击改革开放的人。另外，谈到姓“社”姓“资”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提出不要争论，并提出三个标准——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按这三个标准去干就行了，不要争论，“不争论是我的发明”。另外，他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第二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谈改革开放的问题，当时改革开放停滞不前，一个新的措施出台，唯恐人家说姓“资”，不姓“社”，小平同志说这是“左”，“左”的危害非常严重。他说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要求大家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那样，要大胆试、大胆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第三个问题谈的是关于经济建设的问题，他说“我们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当时反和平演变很可能成为全国的中心，可能又要搞政治运动，所以小平视察南方这番话，使反和平演变成不了中心，而是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而且经济建设要搞快一点。他讲了很多，如搞得慢了要挨打，能快的，尽量要快。小平同志还提出广东20年要超过亚洲四小龙，是对广东最大的鼓励。到2007年，广东的经济已经超过台湾、香港、新加坡，提前实现了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标。小平同志要求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的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小平还谈了很多话，谈了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搞好廉政建设，不要搞政治运动，要实事求是。“他在国贸大厦里面，指着外面那群高楼大厦就说，你看看深圳全是高楼大厦，这些都是实干干出来的，不是写文章写出来的，不是开会开出来的，他说要实干，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类似这样的话讲了很多。”陈锡添表示，小平同志的谈话对当时的指导性非常强，针对性也非常强，为我们指明了航向，最主要的是打碎了束缚在人们头脑里的精神枷锁，使全国人民得到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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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风来满眼春》后是“千树万树梨花开”

　　全程跟随小平同志在深圳的5天活动，听了小平同志许多激励人心的谈话，陈锡添胸中时刻涌动着要把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报道出去的激情。而事实上，后来名满天下的新闻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出炉并不简单。“其实在小平同志到深圳两天之后，上头就通知我们没有报道任务，就让我们跟着跑。听说小平同志来了深圳有‘三不’——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但是陈锡添感到小平同志的谈话非常重要，对当时的问题都一一做了指示。如果把这些话传达出去，改革开放将会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不报道太可惜了。所以在后面3天里他没有放弃采访，还是紧紧地跟在小平同志身后采访。“白天采访，晚上做大事记，非常辛苦，但是非常认真，绝不放弃采访，否则将来可以写了，却没有材料，那就麻烦了。”

　　但是小平同志走后一直没开“绿灯”，而陈锡添对这些材料已烂熟于心，在等待的过程中他参与写了8篇评论，把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原汁原味地说出去，然后发了一版小平在深圳的图片，并为记录小平视察南方的电视纪录片写了解说词。后来一直拖到1992年的3月22日这一天，他翻开《南方日报》突然发现一篇《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的稿件，不由得眼前一亮：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精心整理的那些关于小平同志在深圳的纪实性材料也同样可以公开见报了？他跟时任《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讲了后，回到家摊开稿纸就写下了“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个标题，这是唐朝著名诗人李贺诗中的一句，他感到这个题目最合适。“铺开纸写的时候，真是激情澎湃，文思泉涌，思路冒出来了，手写还跟不上，我用了两天半的时间把这11000多字的文章写出来了。”

　　陈锡添还记得，在他写这篇文章之前，曾有两家媒体约他写稿，但他都婉拒了，表示要么不发，要发就只能在《深圳特区报》发。文章写完后，25日上午，他把文章向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杨广慧送审，杨广慧同志却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自己把关，但一定注意，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陈锡添说，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发表，应该首先归功于深圳市委和市领导。当夜，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被排上了次日出版的《深圳特区报》一版头条位置。陈锡添当晚也失眠了，怕有什么纰漏。第二天《羊城晚报》也几乎全文刊发了这篇通讯，再过几天，《文汇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越来越多的报纸都转发了这篇通讯。新华社在3月30日全文播发了这篇文章，到这个时候，陈锡添心中的石头才算是落了地。而不仅是国内的传媒，国外的各大通讯社和大报也几乎都全部播发或刊登了这篇通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虽然这篇通讯后来给陈锡添带来了无数荣誉，但他也表示自己还存有遗憾，就是没有把小平同志当时讲到的“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这四句话报道出来。

　　演讲中，陈锡添还和大家谈到了小平视察南方的意义和他对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理解。他认为，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意义主要在于打破了束缚在人们头脑中的姓“社”姓“资”的精神枷锁，促成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使中国计划经济迅速的变为市场经济；给当时的“左”的势力以致命的打击。

　　陈锡添

　　《香港商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总编辑、第二及第三届深圳市政协委员。主要作品：《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风采集》、《改革者的风采》等。曾荣获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韬奋新闻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等，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近年来，又获“中国传媒突出贡献奖”和“建国60周年中国传媒影响力人物”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