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沈阳市27名有丰富经验的属地公安机关、派出所领导被聘任为8家省级医院和18家市级医院的安保工作副院长，旨在打击逐年上升的“医闹”现象。（7月4日《中国青年报》）

　　把医院当成殡仪馆，在里面停放尸体、拉横幅、设灵堂、堵大门、打医生等“医闹”行为委实令人厌烦，不但医院对“职业医闹”恨之入骨，老百姓也十分反感。鉴于“医闹”已经遍地开花，并存在职业化倾向，这个问题确实需要认真对待。

　　问题是，聘任警察当医院安保工作副院长，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日益严重的“医闹”问题（暂且搁置此举引发警察角色、公正等争议）？可以预见的是，警察坐镇医院，对职业“医闹”会有一些震慑作用，毕竟他们也知道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但对更多的“医闹”作用不大。毕竟，用警察治“医闹”只是一剂止痛针，难以触及病灶。

　　把“医闹”放置于医疗体制的大环境中，它的产生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可以说，“医闹”是医疗领域存在问题的非典型性症状。

　　在这种语境下，以打压治“医闹”显然是扬汤止沸。在这里，创立医改“高州模式”的广东高州市人民医院的实践或许可以提供解决思路。作为公立医院，高州市人民医院在没有向政府伸手要补贴的前提下，通过阳光采购、规范行医、日常暗访制、全方位接受监督等措施，打破了当今公立医院看病难、看病贵、以药养医、药品采购回扣、手术红包等种种陋习，并推行平价路线，大大降低医疗费用，全国23个省、38个县都有病人到高州看病，“医闹”现象却很少。由此可见，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服务质量，让民众“少花钱，看好病”，只要做到两条腿走路，“医闹”并非一道无解的难题。

　　也许需要国内许多医院思考的是：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政府没有财政支持），为什么高州市人民医院可以走出一条让政府、医院、公众三方都较满意的路子？那些被“医闹”搞得焦头烂额的医院，是不是更该跳出头痛医头的传统治理观念，找出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