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5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令财政部，拨款一百二十一万元，用来扩充中央无线电台。这个消息，以《中央扩充无线电台 大电台开幕前尚须一百二十一万元，国府会议通过由行政院令财部照拨》为题，出现在7月6日的国民政府《中央日报》上。文章的大意是说，因无线电宣传颇为重要，原有电台功率已有局限，为了扩充无线电传播区域，更好地进行宣传，需要扩充无线电台，然而这个举措将耗资巨大，因此希望财政部能够顺利拨款。

　　1931年，正是国民政府全面开展建设的时候，各个“衙门”都在要钱，财政部已收紧拨款，在这种情况下，无线电台扩充能顺利地讨到经费吗？文章简明扼要地说，“经国府第一次会议，决议照办。”由此可见，无线电台作为宣传工具，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那么，这则消息的出台有何背景呢？

　　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广播电台，主要播送“消费指导”

　　“这则消息中的‘无线电台’，重点指的就是无线广播电台。”江西省电子信息工程学校的姜连煌(音)老师告诉记者，1931年的时候，国民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已经建立近四年了，但在国民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建成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广播电台。

　　据介绍，1918年，德国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线广播电台，五年之后，即1923年，中国无线电公司经理、美国人奥斯邦便在上海广东路3号大来洋行屋顶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这个电台每晚8点至9点播音1小时，内容有新闻、音乐、演说等。开播第三天，电台就播出了孙中山的《和平统一宣言》。但这个电台只维持了3个月。

　　而随后在1927年出现的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第一家广播电台，则充满了商业的味道。

　　“提到这家民营的广播电台，就必须提到上海的新新公司。”姜老师说，新新公司的老板是侨商刘锡基。他原本是大公司先施公司经理，因对公司利润分配不满，脱离公司后筹集资金300万元，选择毗邻老公司的哈同洋行房地产地皮，盖一座中型百货公司。

　　1927年元月，新新公司开业。为了吸引顾客，新新公司突发奇思妙想，开设了一家广播电台，主要广播京剧、滩簧、申曲、滑稽戏、文明戏等节目，还播送时事新闻。这个被称为“玻璃电台”的新玩意设在新新公司的六楼，电台四周都是玻璃墙，来这里的顾客可以一边购物，一边观看播音和演出的情形。

　　这个电台还日夜不停地为新新公司及其商品大做广告，很像今天的“消费指导”。喜欢新奇的上海人一传十，十传百，纷纷相邀前来光顾。新新公司的生意逐渐兴隆起来，在南京路站住了脚。

　　“而国民政府建立的广播电台，目的则直指政治宣传，并且这个电台的建立，可谓一波三折。”

　　陈果夫筹建广州电台，因经济拮据停止

　　“说起国民政府的广播电台，就必须提到陈果夫。”姜老师介绍说，1924年左右，在上海的陈果夫无意间听到了广播里的新闻，敏锐地察觉到广播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价值。在当时的条件下，识字的人很少，报刊的宣传效果不能与广播比。他立即产生了为广东革命政府设立广播电台的念头。可是，当他向上海的无线电专家发出邀请时，却因广东的形势不稳而遭拒绝了。不久，陈果夫到了广州并担任要职，他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商量此事，张也很感兴趣，于是，陈果夫开始筹划在广州建立电台的事。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李范一。李在美国专攻无线电，并在美国无线电制造厂工作十多年。”陈果夫得知李范一回国后，就电邀他到广州来。

　　李范一认为，要在广州建立一个广播电台，至少需大洋4万元。张静江商请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拨款，宋子文怕该款拨出后被挪作他用，迟迟不批。张静江于是就直接请宋将款拨给陈果夫保管。陈果夫领到钱后，交待人到上海去采办机器。不料，到了上海才发现，必须要15万块左右的大洋才能买来机器。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因此，在广州设广播电台的事不得不停顿下来。

　　功臣李范一性格耿直，不满舞弊辞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李范一主张设立无线电制造厂。陈果夫于是将办广播电台剩下的三万五千元交给了他，李范一说不够用。陈果夫便请蒋介石下手令发给十万元。蒋介石再三解释无款可拨。陈果夫却说：“只要有一手令就好办。”蒋介石于是下令发洋十万元。尽管钱无处可领，但李范一这位在美国先攻读经济后攻读无线电的专家，立即用蒋的手令筹来了一些款子。到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时，他共造出无线电机器十三部。

　　1928年春，李范一向陈果夫报告说，上海有一架500瓦广播机待卖。此时国民党内部正在内讧，蒋介石也尚未复职。为了能使国民党自己的广播电台开机，陈果夫设法借七千两银子，把广播机订了下来。此后，陈果夫陆续设法垫款1.9 万两，订购了500 瓦的中波播音机全套。在陈果夫的主持下，1928 年5 月，勘定了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后院西南角的一块空地，建造了机房，装置号铁塔。8 月1 日下午，广播电台在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落成及开播典礼，并正式命名为中央广播电台。

　　“建立广播电台的功臣李范一，1930年被任命为交通部电政司长。但他不久就辞职了。”姜老师说，因购买电机等设备，李范一与交通部负责人发生很大的矛盾。他去上海签订合同时，发现文件上机器规格和质量，本身价值与付款数字不符，吃亏数万元，他愤然地说：“虚报数万元，成什么话，我决不同流合污，决不签字。我不签字，他们就买不成!”随即飞回南京，坚决辞职不干。

　　国民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虽然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电台，但电力有限，电波覆盖范围较小，甚至仅南京一市，就存在城东和城南收听效果不一样的局面。如果不从各方面扩充中央电台，势必会影响其发展。于是，1931年7月5日，国府会议通过由行政院令财部照拨一百二十一万元，用来扩充中央无线电台。

　　其他广播电台节目内容被严格限制

　　1932 年11月中旬的一天，江东门外北河口的新台址举行开播典礼，这里新出现了一座75 千瓦的强力广播电台。而这一天，南京的一些公园特辟出小广场，将收音机置于草坪上，放大音量，让市民收听。“这其中有件事情值得一提，据说，当时向德国一家公司订购中央电台广播机的功率为50 千瓦，可后来却变成了75 千瓦，且是原价格。原因是这家公司原打算给陈果夫回扣费被拒绝了，于是他们主动地加了25 千瓦。”

　　功率增加后，中央无线广播电台在海内外都可以收听，这使日本大为震惊，因为当时日本全国仅有1 万瓦特的电台5 座，其电台功率总和还赶不上我国一座。“与此同时，延安也能清楚地收听到。”

　　“然而，有一点让陈果夫没有想到，就是各种公营、民营电台随后越来越多。1934 年，仅上海一地就有电台54 座。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电台之间相互干扰很普遍。”姜老师分析说，这实际上非常不利于广播事业的发展。但国民党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科学控制地方电台，而是在审查广播节目内容上。他们规定，各地电台，自1936年2月20日起，除星期日外，每天从晚上8 时起至9 时05 分，必须一律转播中央广播电台节目。1936 年10 月28 日，又规定，凡是属于宣传、教育、演讲的内容，公营电台应该占多数，民营电台也不能少于40%。更为具体和严密的是，各电台必须把制定的每期节目表送交审查，每天播送节目的标题和担任者姓名，也要提前编造报表，等待审查。

　　“南京之莺”因眼疾离开播音岗位

　　“对于老南京来说，怎么会不知道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呢。”87岁的老南京魏全德告诉记者，年幼的时候，他是一个地道的广播迷，因为家住下关，收音机的信号特别好。“我印象最深的，是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前那一系列的报道，那时我虽然刚刚七八岁，可记得清啊。广播里说，为了奉安大典，市民不能光着上身。所以，那个夏天，我第一次穿上了小背心。但是，我那些住在中华门一带的伙伴就说，他们那里听得不太清楚，经常有‘刺啦刺啦’的刺耳声。我还记得，有一年南京的霍乱特别厉害，广播里就整天在播，告诉市民不要生喝井水，不要买路边的荷兰水。还有，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广播就在大骂张学良，我们反应不过来，后来才知道他把蒋介石给扣了。”至于其他的广播电台，“不听，因为，没有频道能有中央电台清楚，你看那塔，一百二十多米高，有几家能有？”魏全德用手指着不远处那高耸的发射铁塔说。

　　而让魏全德印象最深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便是有着“南京之莺”美誉的刘俊英。

　　“刘俊英刚来播音的时候，我十岁，刚刚吃了长寿面。听说她来自北平。当时，是南京这边派人去北平招收女播音员的，报名的人特别多。”据魏全德回忆，他曾经听人说过，那考试场面十分壮观，有二三千名考生将考场挤得水泄不通。而当时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学的25岁大学生刘俊英表现十分突出，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播音小姐。

　　来到南京后，刘俊英除播报新闻、专题外，还主持儿童节目，“不但小孩子喜欢，大人也喜欢。”刘俊英在东南亚甚至日本都很受欢迎。日本也专门有人来南京采访她，称她为“南京之莺”。“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了。听说是因为她的眼睛出现了问题，看不清稿子，不得不离开播音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