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监腐败要多少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最近，继郑筱萸之后，身为药监局副局长的张敬礼成了药监系统被“双规”的又一高官。知情人透露，张敬礼“出事”缘于强生等企业曾向其行贿。（7月5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药监局掌控着与药品和医疗器械有关的医疗产品审批权，这种垄断性的权力释放出巨大的利益寻租空间。因而，药监局系统出现腐败现象并不值得惊讶。让公众难以容忍的是，药监腐败几乎是以相同的方式、相同的轨迹再次出现。郑筱萸伏法之后，我们总结出的两大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和“监督不力”。然而，这两个原因在张敬礼案中表现得同样突出。

　　一个细节足以说明问题：2005年，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前司长郝和平涉案被捕之后，国家药监局负责医疗器械项目审批的大权就落到张敬礼手中。“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照理说，有腐败案例在前，正是反思制度弊端和监督漏洞的契机，然而这样的时机被一再错过。药监高官的接连落马，让我们看到了高层整治腐败的决心和魄力，但这种“抓一个是一个”的零敲碎打式的监管模式，又怎能唤起公众对反腐的制度化期待？制度生病，人很难幸免，没有人知道，药监腐败还将多少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吴龙贵

　　“富二代”有人脉，“穷二代”怎么办？

　　掌管一家资产达数亿企业的24岁青年张鹏，下个月即将从“二代”民营企业家传承与发展特训班毕业。两年来，像张鹏一样的2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富二代” 们，每两个月都要飞到北京上5天课，参加这一“富二代”培训。一些“富二代”认为，在特训班，收获最大的是这群学生间的关系网。（7月5日《新京报》）

　　“富二代”对人脉的刻意追求是一种隐喻。当下，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分布不平衡，乃至处于悬殊状态，造成了发展能力的缺失。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都具有向优势群体集聚的特性，这就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阻碍“贫二代”群体的向上流动。由于社会隔绝壁垒和阶层壁垒的作用，“贫二代”所能获得的上升机会较少，上升流动的空间和渠道狭窄已是可见的事实。在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问题上，对于“贫二代”而言，父辈的差距正被复制到子代身上。当“富二代”的人脉越来越丰厚的时候，“穷二代”只能接受被复制的命运吗？

　　“富二代”的人脉在积累，“穷二代”只能被抛弃吗？这是一种刺目的对比，也是一个社会学和政治学命题。对一个社会来说，“贫二代”能否获得成功，是比“富二代”能否成功更为深刻的一个社会命题。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