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用一种更宏观、长远的视野来看待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思考到底“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站在一个多重矛盾交织、逼促其寻求整体性自我变革的历史关口。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对于大学而言，一些最核心的追求是无论如何不能丢弃的。而有了这样的信念作为基石，我们才能确保，我们是在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未来尽责，为我们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立命。

　　●主持人：本报记者 柳森

　　●嘉宾：熊庆年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柳森：每年夏天，高等教育总会凝聚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最近，有三种现象引人关注：继去年之后，今年全国高考报名总人数再度减少约65万名；去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有84万放弃高考，而诸多迹象表明，今年的弃考人数或许比这个数据更高；高考过后，高校生源大战硝烟弥漫，各种高招层出不穷。对此，您怎么看？

　　熊庆年：这也许是一种必然。比如高考总人数的减少，有几方面的因素。如，考生可选的未来人生通道越来越多，可以出国留学，也可以先就业、再深造，如今终身教育渠道也越来越多了。再有，我国学龄人口的自然减少将是未来几年的一个态势。由各种因素导致生源减少，是一种客观现实的反映，我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无需过分放大。从危机意识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本身当然应当未雨绸缪，在提升自身教育竞争力的同时应对危机。

　　但在我看来，当下更值得引起重视的是，尽管我国高校规模扩张之势已有所减缓，但一些高校仍在盲目追求规模效应，实际上也就是 “经济效应”。与国外以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争取考生不同，国内很多高校对生源的争夺，仍然停留在“掐尖”和“发奖学金”等制造“眼球效应”的层面。

　　对于 “抢状元”、 “新生奖学金再创新高”等消息屡现报端，并被 “突出处理”，我个人是持保留态度的。这种无序的生源竞争，多少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至今某种心浮气躁的混沌局面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投射。学生当然是一个学校发展的基础，但并非唯一要素。过分强调 “状元”，只会助长各方对 “眼球效应”的追逐，也不利于一个健康良好的舆论氛围的形成。

　　柳森：如果说，生源减少、求学选择日益多元化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将意味着什么呢？

　　熊庆年：挑战与机遇并存。但比危机意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用一种更宏观、长远的视野来看待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思考到底 “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站在一个多重矛盾交织、逼促其寻求整体性自我变革的历史关口。

　　从外部来看，如今已是一个快速变化与更新中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的第一要素，人才成为第一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人才也国际化了，国际分工对于人才的争夺愈演愈烈。而从我们国家自身来说，全方位的经济、文化、社会转型，也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再加上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地区差异不平衡、人口流动加速等，可以说，其他国家在百年来的高等教育变迁中慢慢遭遇、化解的问题，甚至可能未曾遇到的问题，在我国高等教育才由精英化阶段转入大众化阶段时，已集中出现，且错综复杂。

　　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意味着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与方式上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短期内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是终身教育的现实需求，给当下的高教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高等教育领域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还存在，同强烈的改革诉求之间形成一股巨大张力。在此刻，比未雨绸缪更迫切的，是系统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