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来看，为了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在继续反对美国不合理的人民币汇率要求时，中国政府更应注重国内收入分配改革的解决方案。

　　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面临着新一轮的全球施压。即使中国本月开始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进程，来自于某些国家的隐形和公开的指责并没有消失。经过中国的努力，多伦多G20金融峰会避开了人民币问题，但其实关于人民币汇率新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更多人愿意从国家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待，毕竟，汇率所反映的确实是不同国家之间货币的比率。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作为承压一方，美国作为施压一方，双方就人民币问题进行拉锯战。并且很自然地，顺着这种思路，人民币问题的结果取决于中美之间的博弈。对中国而言，意味着如何通过谈判或者对抗方式抵制住美国的压力。对美国而言，则意味着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来逼迫人民币升值。

　　美国以往对华施压的主要理由是中美贸易逆差，认定政府操控的过低人民币汇率是造成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中国则从劳动力成本、产业分工转移以及数据角度来解释人民币汇率不是原因。这种模式带有鲜明的双边色彩。但现在美国越来越倾向使用一个新的武器——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来对华施压。

　　在这种新的模式下，美国从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角度来重新定位人民币升值的意义，认为过低的人民币汇率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经济恢复，而人民币升值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在这种描绘下，人民币争端超越了原有的中国VS美国的框架，而变成某种形式的中国VS世界的格局。于是，尽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减少，但中国对欧盟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或者更广泛地说，不管这种顺差来自于什么地方，对外贸易总顺差成为美国继续施压人民币的最好借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为了减少美国压力所采取的出口多元化及其形成的贸易顺差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给美国寻找对华施压伙伴提供了机会。从表现来看，只有美国和欧盟是表现最为抢眼的两个经济体，随着美国的游说和拉拢，更多的国家在人民币问题上或明或暗地加入了对华施压的阵营。

　　除非显著降低贸易顺差，中国未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压力不会本质减少。贸易顺差是中国有意追求的结果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是中国和美国经济的结构决定了中国要对美国出口更多。中国生产/消费结构中，内需明显不足，多余产品只能出口；而美国生产/消费结构中，消费过多而生产不足，所以要进口。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经过经济危机，已经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决意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要扩大生产，减少过度消费。而客观地讲，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或者说完全适应美国调整的步伐，还是要对美出口。作为两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步伐不一致的表现，人民币问题于是成为双边的矛盾爆发点。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还没有能力改变美国经济战略调整的节奏，那么理论上解决人民币汇率争端还有国内政策选项——增加中国居民的收入，让中国民众能够消费更多。当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能够大致容纳中国的生产时，中国产品对外出口以及相应的贸易顺差自然会减少，人民币汇率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问题在于，中央政府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困难程度并不亚于和美国在人民币问题上进行博弈。一方面，正如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的，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呈逐年下滑之势，这直接导致私人消费的不振。另一方面，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也深深地制约了那些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消费。上述两点已经几乎是当前收入分配以及消费格局中的刚性结构。可以预见的是，任何旨在改变这两点的收入分配政策，必然会遭遇来自于政府内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其产生的国内压力甚至会超过美国政府的压力。

　　外部是美国的屡屡施压，内部是收入分配的艰难调整，交结在人民币汇率上，中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选择。从长远来看，为了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在继续反对美国不合理的人民币汇率要求时，中国政府更应注重国内收入分配改革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同时也是有利于增加普通民众经济福利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