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这样的新闻，会让人心碎的，心中充满沉重的苍凉。《5名小学生相约喝农药自杀其中4人为留守儿童》，醒目的标题，不知能否让更多的父母觉醒，能否让我们的社会觉醒。7月5、6日《华商报》报道，陕西扶风县杏林镇5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相约到一古庙里喝农药自杀，幸被过路村民发现后及时送往医院。

　　因为心碎，因为苦寻孩子们自杀的根由，我一直不敢动笔写这心酸的文字。也许有人说，孩子是喝了酒一时冲动，但我要说的是5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什么要喝那么多啤酒，难道他们也懂得借酒浇愁？5个孩子相约自杀，决非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久久不敢动笔，是不想牵动另一个心碎的记忆，也是黑色的七月，也是《华商报》的报道，也是陕西的乡村，也是自杀事件。不过不是留守儿童，而是另一群孩子的父母。5天3人自杀，两人死亡，却是因为交不起几百元钱的罚款。(2003年7月20日《华商报》)于是我在《农民的命为何如此不值钱》一文写道：“眼见着一个个面朝黄土拼一生都想过好日子的硬汉子走上了自杀之路，眼见着那些鲜活的生命转瞬如风中灯烛，除了悲愤于农民的命不值钱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如今，孩子们相约去自杀，就更叫人忧心如焚。表面上看，孩子自杀是家庭问题，而实质上是社会问题，如果孩子能随打工的父母一同去城市读书，他们就不缺亲情，他们的意志还会如此脆弱吗？对于一个孩子，最好的老师就是父母。每个时代的孩子身上都会有不同的问题，但亲情却是疗伤的良药。可是孩子的心灵受伤了，谁为他们疗伤？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是最需要父母呵护的，可是他们的父母大多远隔千里，想呵护，也是鞭长莫及。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是1919年鲁迅先生发出的沉痛一问。鲁迅写道，觉醒的人们，应先解放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新青年》第6卷第6号)。那个时候最震撼人心的呼喊，就是“救救孩子”，时隔快一个世纪了，难道还要发出这样的声音？

　　对于怎样做父亲，对于众多农村父母来说仍然感到很困惑。在家乡，守着几亩责任田，守着孩子，守着亲情，可就是守着穷啊！如今教育产业化，教育局长可任董事长(四川遂宁市教育局局长张永福就任遂宁竟成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优质教育资源是要用钱来买的。再说，他们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挣钱，孩子就是能考上大学，也没钱供。做父母的也希望把孩子带进城里，放到自己的身边读书，可需要交昂贵的择校费不说，还要回到原籍中考和高考，户籍制把农民工的孩子划在另外一个跑道上。法律、政策性地、不公正地对待农民工制度安排，不仅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工在市场中的地位和权利，而且影响着他们下一代的健康发展。尽管农民工不在孩子身边，但由于生活的艰难，加上不能获得平等地位，那失落感和压抑，能不传递给孩子？孩子们常听爷爷奶奶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在外拼死累活挣钱供你读书的父母？”一方面，孩子们缺失亲情与沟通，另一方面还要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因为他们没有读好书、考不上大学，就要重走父母的打工之路。

　　“好久没人牵我的手，好久没人摸我的头，冰凉的小手发烫的额头，生病是最想你们的时候……”“我有一个美丽的布娃娃，她和我一样都是一个人在家，因为我没有见过她的爸爸妈妈，也没有见过她给他们打电话，布娃娃、布娃娃，你想不想你的爸爸和妈妈，天黑的时候你会不会孤单害怕……”听到留守儿童这样椎心泣血的心声，你就知道孩子们为什么要相约自杀！